李辉｜曾侯乙编钟四十年，我与擂鼓墩的缘分

宁宁

走进二〇一八年，四十年前一九七八年的诸多往事，一一呈现眼前。那一年，中国一个接一个的大事件相继发生：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11月巴金致信曹禺，推荐宗福先的《于无声处》。


1978年12月18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人民日报发布平反消息。


1978年春天，在外白渡桥的黄浦公园。身后曾是三十年代斯诺住过的大厦，刘平 摄 。

春天《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讨论”；八月，《文汇报》发表同班同学卢新华的《伤痕》，“伤痕文学”呼之欲出；宗福先创作话剧《于无声处》，十一月北京首演之际，宣布“tian an men 事件”得到平反；随后的中央会议上，“两个凡是”被否定……

令人眼花缭乱的迅疾变化，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却又令所有人欢欣鼓舞。大家期盼走出“文革”浩劫，可以吃饱饭的日子，期待融于世界的可能，就这样一眨眼功夫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新时代，如期来临。

这一年的二月，我离开家乡湖北随县，走进上海复旦大学，开始新的生活，视野由此拓展开来。就在这一年五月，家乡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因为在城区郊外的擂鼓墩施工时，意外发现一个古墓，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曾侯乙编钟”出土，惊艳整个考古界，两千年之前的这套编钟，音色之美，从而改变世界乐器的格局！

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个家乡人，为此感到自豪！

擂鼓墩对于我当然不陌生，它与城区一河相隔，半个多小时可以走到。之所以被称作“擂鼓墩”，应该与古代战争相关，可以遥想当年击鼓迎战，鼓声隆隆。

擂鼓墩上，有个空军的雷达修理厂，属于部队。不过，一九七六年前后，知青招工，我熟悉的一些知青朋友相继招工进去，成了那里的工人。

雷达修理厂隔河与我所在的湖北油泵油嘴厂相望，空闲时，曾前往那里，看望熟悉的朋友。高考离开家乡，因为雷达修理厂要修建一个车间，忽然发现一个大墓，震惊中外的、堪称二十世纪重大考古，由此拉开帷幕。

暑假回家，我迫不及待地走进考古现场，然后，又到随县展览馆参观出土文物。幸好当年回到母校，写了一篇随笔，详细记叙当年的参观印象记，诸多细节才又一一呈现。


1978年春夏之间擂鼓墩考古现场 (1)。


1978年春夏之间擂鼓墩考古现场 (2)。


1978年春夏之间擂鼓墩考古现场 (3)。


1978年春夏之间擂鼓墩考古现场 (4)。


1978年春夏之间擂鼓墩考古现场 (5)。

文章开篇我写道：

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湖泊星罗棋布，江河交叉纵横，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楚国、随国、曾国等诸侯国的领地。我们家乡湖北省随县就是当时随国的所在地。

今年五月，在离城关西北五里的擂鼓墩，发现了一个战国早期古墓。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现已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考古资料。现在考证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即楚惠王五十六年）。墓主人还未最后确定，但据说最小是个诸侯。

这个古墓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是同期墓葬所罕见的，尤其是墓中出土的文物说明了当时的冶金铸造、纺织、漆器、玉器等方面的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

暑假期间，我先后参观了墓址和文物展览。

令人感叹的是，古墓里的棺木漆彩，依旧鲜艳：

古墓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是发现同期古墓中最大的，墓内共有木棺二十三具。其中主棺一具，中棺二十一具，小棺一具。

我来到墓址，主棺还放在墓旁的一间房子里。一进房子，棺木宛如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那里。此棺长三点二米，宽二点一米，高一点八米。为了避免棺木干燥发裂，棺木用泡沫和薄膜包着，有专人负责浇水。

据介绍人说，此棺非常重，从墓坑往上弄时，用了八吨的吊车才吊起。我掀起泡沫薄膜一看，嗬，好家伙！两千多年的油漆，今天竟还光泽如新，有的地方甚至隐隐约约地可看出自己的影子。

棺木为扣铜彩绘漆木棺，周身均为黑漆地绘红色，棺盖四周和棺身的四角及四足均为青铜制成，四角还有环形的铜纽，四边有铜榫头。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真使人赞叹不已。现在棺内情况不明，还有待开棺揭晓。

主棺旁边是一个小棺和二十一个中棺。

小棺长一点三五米，宽和高各为零点五为。棺内残存骨头，经鉴定为狗骨头。

中棺一般长一点九七米，宽七十公分，高八十公分。棺身大多同主棺一样为黑漆地红彩花纹，也有周身是朱漆地的。棺内的尸体已残存骨架，经鉴定这些死者是殉葬的女青年。


擂鼓墩出土文物 (1)。


擂鼓墩出土文物 (2)。


擂鼓墩出土文物 (3)。


擂鼓墩出土文物 (4)。


擂鼓墩出土文物 (5)。


擂鼓墩出土文物 (6)。

最令人震撼的，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乐器，尤其是第一次呈现我们面前的青铜器编钟，依然能演奏乐曲。

文物展览在县展览馆举行。

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较完整的是古代乐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乐器，在这个墓中几乎样样都有。展览室里展出的有漆木鼓、琴、瑟、笙、簧、笛、编磬、编钟。

编钟是这些乐器中最有价值的。其中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镈一件。这钮、甬、镈共六十四件，按照不同的音阶编在一起，可以演奏乐曲，称为编钟。

电影《屈原》里南后宫中演奏的即是此类乐器。编钟最大的二百多斤。编钟在墓中分三层挂着，钟架为曲尺形，木质横梁上饰彩绘花纹，两端有浮雕蟠蜊纹的青铜套，兼起装潢和加固作用。

第一层横梁分做三段，各由立于第二层横梁上的两根圆柱支托；第二层和第三层横梁各由三个青铜佩剑武士用双手托举和头顶着。底层铜人下面为一直径八十分分的雕圆铜座，结构十分牢固。

所以两千多年来，特别是挖掘古墓之间，虽屡经放炮，但一万多斤的编钟挂在上面，丝毫不动，真可谓古代之杰作！

编钟上都有错金铭文。大多文字在五十个以上。据初步考证，文字里有“十二律”、“五声”等名称，大概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编钟等乐器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有的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是文字资料更是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新资料。

讲解员还饶有兴趣地讲了编钟演奏之事。编钟出土之后，中央民族乐团的同志来给编钟校音，居然还用编钟演奏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乐曲，并且录了音。这个消息真令人兴奋，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编钟，到今天还能演奏。

除了编钟，出土文物里还有大量竹简、各式各样的青铜器等。我最欣赏的是铜鹿角飞鸟，造型奇特而优美。后来，随县改为随州市，街头耸立一个巨大雕塑，就是以此作为随州的历史符号。

竹简，是春秋战国时期写字的“纸张”。这次古墓出土的竹简，有二百多枚，保存的情况基本完好。字为黑字，大都清晰可辨。字体是象形文字，有的一枚上的字多达七十多个。竹简长七十二到七十五公分，宽约为一公分。

据介绍，竹简内容有“遗册”。无论就竹简的数量说，还是就保存情况说，这在战国早期墓中都不曾见过。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无疑是一批极为珍贵的资料。

展览的青铜器很多，最为珍贵的是铜鹿角飞鸟和铜熏炉。铜鹿角飞鸟，高大颈长，达一米多。头两侧，鹿角高高地翘起，翅膀凌空舒展，尾巴垂着，立在一个铜方座上，好像在展翅欲飞的刹那间，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鹿鸟通身饰错金彩绘花纹，在银灯下，熠熠闪光，是一件很精致的工艺品。

铜熏炉由炉身和炉盘两部分构成。炉身似尊。炉身和炉盘口沿均为蟠蜊纹形的镂孔花纹，有四只兽和龙分别附于炉身并盘沿作上爬状，盘底另有四条龙为足支柱。

兽和龙镌刻细致，姿态奇异，图案上龙兽缠绕一起，恍如翻江倒海，好一幅龙兽相斗的奇观！整个铜熏炉的造型庄重奇特，特别是镂孔花纹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代艺术珍品！

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环、玦、璜和配饰等供上百件。金器有小金鼎、金杯、金器盖等。金鼎重四点三斤，内有镂孔小金勺一件，重一两。

鼎有盖，环耳，高十点七公分，口径十五公分。盖上有圈纽，纽周有几圈云雷纹、蟠蛇纹，口沿有一圈蟠蜊纹。三足为倒置的凤首，式样和花纹都很美观。用赤金做的金鼎、金杯出于战国的古墓，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批金容器。

一个美好的暑假！擂鼓墩出土的编钟等文物，足以改变音乐史的叙述。地区，我为我的家乡出土“国家之宝”而感到高兴。将这些文物称为“国家之宝”的，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所说。

从此，擂鼓墩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一个延续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大学毕业，一九八二年我分配到《北京晚报》，成为一名记者和编辑。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随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回到故乡，再次走进擂鼓墩现场。同行的有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等专家。

一九八一年，距擂鼓墩约五百米的地方，又发现一座古墓，后来被称作“擂鼓墩二号墓”。该墓同样出土一套编钟，比“曾侯乙编钟”小。“曾侯乙编钟”送到湖北省博物馆，新出土的这套编钟，留存在随州市博物馆。一九八三年，靠近“曾侯乙墓”附近的地方，又发现一个古墓群。可见，擂鼓墩的墓葬之多，出土文物之多。

回到北京，我连写两篇报道，发表于11月1日的头版。一是报道随州新发现“擂鼓墩二号墓”，一是专家呼吁曾侯乙编钟出土地亟待保护。


1983年11月1日，我在《北京晚报》发表全国政协委员呼吁保护擂鼓墩。


擂鼓墩古墓群 (1)。


擂鼓墩古墓群 (2)。


擂鼓墩古墓群 (3)。


擂鼓墩古墓群 (4)。



第一篇报道如下：

湖北发现一战国古墓群

出土古编钟的湖北随州市（原随县）擂鼓墩墓区，最近又发现一个战国晚期的古墓群，初步查明为24座，到10月底已发掘18座，出土文物二百余件。

这个墓群，距曾侯乙墓约五百米，出土的随葬器主要是铜器、仿铜陶礼器和兵器，尤以青铜剑为多。这些剑制作精细，保存良好，至今仍很锋利。

这批古墓葬式相同，方向一致，大小有别，彼此紧邻，经考证，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公族墓，即古文献所说的“族坟墓”。

第二篇报道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

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呼吁
曾侯乙编钟出土地亟待保护

曾侯乙编钟一经出土，即轰动国内外，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一大奇迹。可它的“故土”——湖北随州市（原随县）擂鼓墩古墓区的保护工作，问题愈来愈大。为此，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专程前往，进行调查。全国政协调查组呼吁有关部门领导要尽快采取措施，保护擂鼓墩墓区。

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之后，考古人员查明，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擂鼓墩一公里直径范围内，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古墓区。

1981年，曾侯墓（一号墓）西仅一百米的地方发掘出二号墓，也出土地套36个的中型编钟。随后又发现四五处墓葬。今年4月，曾侯乙墓以南约五百米的地方发现一古墓群。可风，擂鼓墩墓区是一个发掘前景甚为可观的地下宝库。

现在，擂鼓墩古墓区范围基本由三个单位占据。政协调查组充分肯定这些单位对发掘曾侯乙墓和二号墓作出的重大贡献；但他们也有一些作法值得研究。

记者随调查组来到墓区，只见距曾侯乙墓南仅两米就盖起一个大的修理车间，二号墓坑已被填，上面铺上混凝土，树起电线杆，并盖起一座排泄有侵蚀作用废水的电镀车间。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调查组，紧邻二号墓并与曾侯乙墓相对处，曾查明有座较大规模的墓，尚未发掘，就被占地单位抢先铺上混凝土，盖起车间。

这篇关于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的呼吁报道，想必后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如何，不大清楚。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我所熟悉的徐放先生，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曾被打成“胡风分子”，平反后重回报社工作。他在群工部工作。

我找到他，谈到擂鼓墩由部队转交地方一事，移交费用却非常高，地方恐怕无力承担。我说可否写个内参，请中央军委领导看一看，有无可能妥善解决。

徐先生当场要我写一个内参。这也是我到报社所写的唯一内参。高兴的是，这一内参得到批示，曾侯乙墓顺利移交随州地方管理。想到能为家乡做做事，心里真的十分高兴。

在随州主打炎帝神农节的时候，我曾多次建议当地政府，何不借曾侯乙编钟，创办一个世界性的乐器节，邀请世界各地的乐手，带上小乐队前来，费用不高，却能影响深远，可把随州打造一个音乐之都。

遗憾的是，建议无人采纳。后来，又听说随州现在已经在着手打造编钟音乐之都，可是，时间已迟，即便亡羊补牢，恐怕也很能如愿以偿。

当然，寄希望一届届的政府能够走出新的一步。


1998年，我们夫妇邀请陈思和夫妇、日本汉学家坂井洋史夫妇、汉学家山口守兄前往曾侯乙墓参观 (1)。


1998年，我们夫妇邀请陈思和夫妇、日本汉学家坂井洋史夫妇、汉学家山口守兄前往曾侯乙墓参观 (2)。


2012年5月，寻访1969年前后住过的兽医院地方。


2012年5月，与中学同学聚会。


2012年5月17日，母亲为父亲洗脚。


2015年6月，与随州老乡蒋亚平、余世存一起参加神农文化节。


2017年1月25日，在随州“最好的 时光城市店”，与故乡人谈随州文化 (1)。


2017年1月25日，在随州“最好的 时光城市店”，与故乡人谈随州文化 (2)。

六年之前，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应邀回到家乡随州参加炎帝神农文化节，并在论坛上发表一次演讲。我重点谈的是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延续，以及方言的保存。演讲部分内容如下：

站在家乡的讲坛上，我很激动，也有很多感慨。我在一九七八年二月离开随州，当时还叫随县，到今天，已有整整34年。这34年，恰恰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当然，也是故乡巨变的时期。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和灾难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应该敬畏历史，珍爱文化。

敬畏历史，珍爱文化，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做好，绝非一时之功。

在座与我同龄的各位，还有比我年长的前辈，想必都不会忘记所经历的“文革”那场文化浩劫。

我一九五六年出生，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刚刚十岁，我们这一代人，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不幸遇到的正是文化不断被破坏、知识被贬低的年代。

当时我们家住在随县唐县镇大桥公社，记得“破四旧”时，唐县镇南关在一处大库房里办过一次“破四旧”成果展，展出的都是抄家来的私人物品，有金银首饰，珠宝，古代字画，甚至连民间手绣的床单、被套、花布鞋这些民间工艺品，也在其中。

这就是我们亲历过的年代。历史的文化载体越来越少，传统成了被贬斥、被批判、被破坏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种气氛中，谁还敢谈传统，谁还敢提出保护民间艺术，谁还敢说要珍爱文化？像今天上午举行的这种隆重而盛大的炎帝神农拜祖大典，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那只能是天方夜谈。

我们随州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得天独厚的集大山、丘陵、平原、河流于一体的丰富而多层次结构的自然条件和农耕文化基础，有炎帝神农的足迹和千古传说，有深厚雄浑的楚文化的浪漫挥洒，有在随州担任刺史的杨坚创建隋朝，有李白与紫阳道人的唱和，有以“刘随州”为号的刘禹锡的优美篇章……

随州历史对我的最大的直接震撼，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一九七八年暑假，从上海复旦大学回到故乡，我有幸目睹了曾侯乙墓的发掘与展览过程。为故乡拥有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自豪，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自豪。

我这里特别想提到我们的方言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来过随州的细心的各位，可能会发现，随州的方言和口音与周边几个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西北边枣阳，南边京山钟祥，北边信阳，东边安陆，彼此都有不同。即使在随州范围内，不同地方也有区别，洪山、三里岗一带，唐县镇、厉山一带，淅河、城区、均川一带，都有不同发音和声调。

城区这一带，方言里没有e音，只有u音，故我们把河南和湖南，只好说成是“上Hu南”,“下Hu南”。也没有ue 的音。随州口音很难改变，走到世界各地，我能很容易地听出谁的普通话里的随州口音。

有一年，在北京公交车上，我听到一个人讲普通话，我马上断定他是随州人，一问，果然是。我自己的普通话也一直讲不标准，我夫人从小在北京长大，讲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纠正了我二十几年，我仍然进步不大，l和n永远也分不清。

文化说神秘也不神秘，在于我们如何去认知，去感受。从方便社会交流的角度看，推广普通话有其必要，但从增加文化的丰富性、保留区域文化的个性角度看，方言却不应废除，反而值得关注和研究。保留方言，研究方言，地方戏的抢救与保留，地方民歌的搜集与整理，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她的父亲一辈子热心于随州民歌的收集，有好几百首，前几年我的同学找到我，请我为这本随州民歌集写一篇序。我不是专家，不敢班门弄斧，轻易答应。但却很敬重他的工作，钦佩他的毅力。一个地区的文化的传承，其实，就在这种热爱和抢救中。

一个地区的方言如果消失，地方戏、地方民歌就有可能消失。推广普通话需要，培育年轻人说当地的方言，其实也有必要。

的确，敬畏历史，珍爱文化，需要从具体事情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只有当文化真正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历史的魅力被充分挖掘出来，吸引每个人的目光和参与其中，才有坚实的厚重的基础。

弘扬传统是一曲交响乐，是宏大叙事，需要每个音符的飞扬，需要每个细节的填充。故乡人三十几年来为抢救、搜集、弘扬随州历史文化，挥洒了智慧和才能，付出了心血和辛劳，在他们手中，被淡忘的、被忽略甚至被破坏的历史文化，终于呈现了新的面貌。

路还很长，还有需要拓展的领域，需要打磨的细节，但故乡人已经引人注目地走过三十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三十年，随州在敬畏历史，珍爱文化方面，会做得更好，走得更漂亮。

时间过得真快，四十年就这样飞过去了。谨以此文，感恩故乡，怀念故乡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难忘的人与事……


2015年11月29日，与1977年教过的学生们再重逢 (1)。


2015年11月29日，与1977年教过的学生们再重逢 (2)。


2015年11月29日，与1977年教过的学生们再重逢 (3)。


2015年11月29日，与1977年教过的学生们再重逢 (4)。


完稿于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看云斋

完美溢彩

    一气呵成、才华横溢：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