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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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强大动力。与当代学者更多地将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看待，关心“三农”问题更多地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的观念和做法很不相同，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这一看法有其现实的基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荣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如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