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儒举 (原创） | 随人始作新唐书

静心若雪

随人始作新唐书
任儒举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新唐书》的出现犹如一股激流，波涛汹涌，跌宕起伏。掀起史学一股热浪。千百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新唐书》是又一部系统记录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亦被列入正史之列。它始撰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比《旧唐书》晚出世一个多世纪。该书全面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编纂体例，使纪传体史书体例自《三国志》以后再度完备起来，故在正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最早编撰《新唐书》这样的鸿篇巨著的却是随州人！

精编二十四史有关《新唐书》概论中有这样的记载：

早在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春，当时身处宰相之位的贾昌朝，即提出重修《唐书》的建议。仁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即下令史馆人员开始搜集资料。第二年组成书局。以王尧臣、宋祁、张方平、杨察、赵概、佘靖为刊修官，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官，贾昌朝为提举官。

但在开初几年内，因人员变动频繁，故编修工作进展缓慢。

六年（公元1046年）宋祁为“刊修”全面主持其事。同时，“编修”的班子到第二年就只剩下范镇、宋敏求二人，后又加入王畴，计三人。皇祐三年，宋祁又出为外任，仁宗特命他“将史稿自随”，在任上进行修纂。

三年后，又由刘沆替下了丁度，在刘沆的举荐下，欧阳修被任命为刊修官。

于是，自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起，编纂《新唐书》有了宋祁、欧阳修这样两位刊修官。其中宋祁在外，负责列传的修撰，欧阳修在京，负责本纪、志、表的编纂。

欧阳修入局后，又举荐梅尧臣加入了编修队伍。自是而降，两位刊修、六位编修的队伍组成，一直到全书修成。但提举官仍在不断地变动，先由王尧臣接替刘沆，再由曾公亮替下王尧臣，到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七月《新唐书》修成时，而由曾公亮领衔奏上，所以今日人们所见《新唐书》的“提举编修”，乃是曾公亮的大名。

但事实上，真正对《新唐书》起主编作用的人物，却是宋祁与欧阳修。

除欧阳修、宋祁外，其他如吕夏卿等人，对野史、笔记等材料都十分注意利用。所以这些，使《新唐书》的编修形成了一些突出的特点。即在“本纪”方面，《新唐书》“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

《新唐书》的编修十分注意“春秋笔法”，按照孔子删改《春秋》的是非标准来取舍唐代史事，处处体现“一字褒贬”的精神，“义类凡例，皆有依据”。正因有此，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迁、固以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严谨，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

其次，在“表”方面，《新唐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恢复了《史记》《汉书》的体例-——恢复立表。这就使得纪传体史书体例至此再度完备，且这一传统为后世各史所继承……

这便是《新唐书》对历史的贡献！

也是宋祁和欧阳修对历史的贡献！

这上面提到两个关键性人物，宋祁和欧阳修！

按照人物出场顺序，先说宋祁。

同治版的应山县志是这样说的：

宋祁， 字子京。与兄庠同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迁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时陕西用兵，调费日整，上疏书，迁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皇祐中，诏求直言，公奏切中时弊。其子从请复唐驮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请择将练卒积饷，以待战出奇，又上《御戎论》七篇，加端明殿学士，特迁吏部侍郎。至《新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以羸疾请便医药，拜翰林学士承旨，诏遇入直，许一子主汤药。寻卒，遗奏立储嗣以定人心，又自为志铭，戒其子勿为流俗阴阳拘，毋以金银杂物置冢中，勿请谥，勿受赠典。学士张方平，言其法应得谥，谥日景文，赠尚书……

而康煕版的应山县志又做了如下补充：

宋祁，字子京。与兄庠同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置祁第十。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迁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时陕西用兵，调费日蹙，上疏请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边屯。后兼侍读学士，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新唐书》……

这两处虽未直接说明宋祁是哪里人，但他曾出现在不同版本的应山县志中，足以证实他与应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后据另一文献记载：北宋年间，应山城南门外有座法兴寺。这座寺院环境幽雅，一些本地和外来的书生都喜欢到这里读书。有一年，一家姓宋的人从德安府（现为孝感安陆市）搬到应山城来往。宋家的两个小孩宋庠、宋祁 ，就在法兴寺启蒙读书……

这兄弟俩不仅在应山留下了“渡蚁桥”的美丽传说，单是大宋仁宗朝，兄弟同举进士这一档子事，就让世人惊掉下巴。

至于欧阳修，这里不说他在随州留下的“画荻教子”的典故，更不说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这里只把他在应山作的“连处士墓表”作为本文的结尾，就能判别他的水准：

连处士墓表（宋  欧阳修）

连处士，应山人也。以一布衣终于家，而应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长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谨，礼让而温仁，必以处士为法，曰：“为人如连公，足矣”。其鳏寡孤独，凶荒饥馑之人，皆曰：“自连公亡，使吾无所告依，而生以为恨”。呜呼，处士居应山，非有政令恩威以亲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此其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欤！处士讳舜宾，字辅之，其先闽人。自其祖光裕尝为应山令，后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应山，遂家焉。而处士少举《毛诗》，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废于家，处士供养左右十余年，因不复仕进。父卒，家故多赀，悉散以赒乡里，而教其二子以学，曰：“此吾赀也。”岁饥，出谷万斛以粜，而市谷之价，卒不能增，及旁近县之民皆赖之。盗有窃其牛者，官捕之甚急，盗穷，以牛自归，处士为之愧谢曰：“烦尔送牛。”厚遗以遣之。尝以事之信阳，遇盗于西关，左右告以处士，盗曰：“此长者，不可犯也。”舍之而去。处士有弟居云梦，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归应山。应山之人，去县数十里迎哭，争负其柩以还，过县市，市人皆哭，为之罢市三日，曰：“当为连公行丧。”处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学者，后皆举进士及第。今庶为寿春令，庠为宜城令。处士以天圣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庆历二年十二月初四，葬于蔽山之阳。自卒至今二十年，应山之长老识处士者，与其县人尝赖以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后生，闻处士之风尚未远，使更三四世，至于孙曾，其所传闻，有时而失，则惧应山之人不复能知处士之详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后人！

作者：任儒举，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编钟》杂志编辑部主任。出版散文集《历史的屐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