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

2830484297

所谓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正如明代汪循所言，“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乡贤这个名称据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清代梁章钜认为“，东海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先秦时期，出现了祭祀先贤的文化活动，“《传》曰：乡先生没，其人可祀于社者，谓之瞽宗”。秦汉之后，乡贤文化建设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逐渐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书写乡贤”，是指通过乡贤名录、传记、碑铭、画像等形式，表彰乡里“有功德于民”的贤者，从而激励后人。在汉代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刻石记录“阙里之先贤”的现象。从东汉到魏晋，出现了诸多专记一地之先贤、耆旧的“郡书”。唐代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这些“郡书”所记乡贤，悉为已故之“先贤”，其记述之旨趣并非通过表彰乡贤，激励后人，而是为了“美其邦族”。由此可见，其时乡贤文化书写尚未完全自觉。乡贤文化书写的完全自觉要待宋明之后。这种自觉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书写旨趣主要是为了表彰乡贤，激励后进，建构一种乡村文化传统，而不是为了“美其邦族”；二是乡贤书写的文本数量激增。据张会会统计，明代乡贤传就约有68种；三是乡贤书写不再是个体行为，其背后有一个文化网络，乡贤传作者的家族子孙与乡人们往往共同参与其中，完成乡贤传记的刊刻、流通与续写。这意味着尊崇乡贤、书写乡贤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书写乡贤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如丁锡田所著的《潍县乡贤传》，是民国十五年的石印本，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祭祀乡贤与书写乡贤同样是古代表彰乡贤的重要方式。魏峰认为，官方祭祀乡贤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其时，太宗下诏州、县学皆建孔子庙祭祀孔子，与之伴随的是，众多地方先贤被列入祀典。宋代出现了专门祭祀乡贤的先贤祠，如开庆元年资政殿学士马光祖就在青溪上建祠祭祀先贤，提出“凡生于斯、任于斯，居且游于斯”，皆可“祠于斯”。到了明代，祭祀乡贤已经完全制度化了。一是由于户籍管理的强化与乡绅阶层的兴起，乡贤祠与名宦祠开始分设。官方曾明确提出：“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二是明确了入祠乡贤的两种基本形式：恩诏与推举。恩诏且不论，推举是有严格的规范与程序的。一般先由乡约、保正公举，经县学生员讨论、商议，知县审核后报送知府，知府再呈请提学，由提学最后审定，此间要多次复核，做到“乡评有据”。明代并没有明确规定入祠的最后批复人，清代乡贤入祠必须经由礼部批复才能最后完成。在明清两代，乡贤祠确实达到了表彰先贤，激励、劝勉后人的效果，明清时期诸多士人甚至将死后进入乡贤祠作为平生最高追求，认为“死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乡贤名称出现在东汉末年，但可以纳入乡贤范畴的“三老”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西汉。汉高祖二年，政府制定了“三老”制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由这个史料可见，“三老”是政府选出来的，选拔的标准主要看德行，“三老”可以参与地方政事，直接介入乡村治理，有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权，政府每年十月还以“赐酒肉”的形式进行表彰。“三老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政府自觉开展的乡贤文化建设。宋代之后，由于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以及科举制度和书院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他们萌生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如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在宗族内进行慈善救助；吕大钧为家乡蓝田制定了《吕氏乡约》，规范乡民的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与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非常值得重视，它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扩大到了所有乡民；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切实可行的内容，而且有严格的组织机制：每个乡约设置众人推举的“约正”一人，“专主平决赏罚当否”；设“直月”一人，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入约之人，每月聚会一次。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乡贤理事会”，萧公权认为这是“空前之创制”。《吕氏乡约》的社会效果是很显著的，张载曾赞叹说：“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到了明清两代，随着乡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乡贤更为广泛地参与到了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诸如修桥铺路、设置义仓、创办书院、开设普济堂，处理乡村纠纷，教化乡民，等等。如清代《牧令书》卷七所言：“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理。”与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完全是民间行为不同，明清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没有干政之嫌，而且是得到政府鼓励与制度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