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杂志2021年第三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号

随州日报

烽火白兆山

李克申

九口堰这个在白兆山腹地本不起眼的小村庄，因新四军第五师在此组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此战斗过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我们来到群山环抱中的九口堰，寻找先烈们当年战斗的足迹。

如今的孙家大湾依旧保持旧时的模样，青砖黛瓦，飞檐曲水，雕梁画栋。走进李先念同志题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旧址”，五师官兵当年使用过的盒子枪、地图、宣传册历历在目，机要科、作战室、师长李先念的卧室依然如故。矗立在广场上高6米的李先念全身青铜雕像似乎在向我们叙述当年的战斗历程……

建立白兆山根据地

1939年1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从河南竹沟来到随县均川镇，以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名义与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全权代表石毓灵谈判，取得进入鄂中抗日游击合法地位。同年12月18日，李先念率部进驻洛阳九口堰地区。翌年6月20日，与盘踞在随南白兆山地区的安陆地方武装杨弼卿部交战，取得全胜。

1941年4月5日，挺进纵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等五师将领在洛阳九口堰通电就职。当时部队已发展达1.6万余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

第五师进驻随南山区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开办抗日夜校、青年识字班22个；创办抗日小学14所，印刷课本3000多册。当我们翻开一本活字印刷的课本时，其中《抗日三字经》随即映入眼帘：我中华，是古国，人口众，土地阔……小日本，称过臣，九一八，攻沈阳，东三省，被灭亡……八路军，抄后路，打敌人，建立了，根据地，组织了，抗联军……

在九口堰，几位健在的老人还依稀记得第五师官兵当年唱的歌曲：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打东洋保家乡……

伏击日军运输队

1941年秋天，刚刚组建的第五师由于队伍迅速壮大，急需一批物资来装备部队。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供给困难。怎么办？李先念指示部队：我们可以向日本兵要嘛！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我们找到了一篇冯仁恩的回忆文章，文中详细记录当年第五师袭击日寇运输队的战斗经过。

冯仁恩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团长，就驻扎在九口堰。

据侦察员了解的情报，日军第三师团一支运输队每天拂晓从广水镇向驻守在应山县城的日军运送物资，运输队共有100多辆马车，40多名日本兵武装护送。

大伙觉得发“洋财”的机会来了。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最后任务落在三十八团官兵肩上。伏击地点选在应山县城与广水镇之间的九眼桥。

那天天还没亮，三十八团参谋长朱坊带领两个连在九眼桥设了埋伏，当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时，敌人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内，早已等候在公路两旁的我官兵一齐开火。日军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在抵抗一阵后夺路而逃。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运输队日军大部被消灭，100多辆马车的枪支弹药、药品、被服、马匹全部缴获。当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公路上只剩下日本兵的尸体了。

回到九口堰时，参谋长朱坊特地挑了一匹东洋大白马送给师长李先念。

重回九口堰

在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打压下，第五师不得不向鄂东作战略转移。国民党别动支队及第六、第九两个游击纵队计6000余人进占白兆山地区，他们在随南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同情新四军的进步群众，到处奸虏烧杀，无恶不作。当地民谣称：游击队，抢衣被，男女赶到山上睡；别动队，遭天罪，坛坛罐罐全砸碎。

时隔三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初夏，李先念洞察全局，认为收复白兆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率三个团的兵力加上随南地方武装，开始收复白兆山的战斗准备。

4月13日，战斗正式打响，独五团由东向西插入洛阳店与柳林店之间，占领珠宝山、鸡公山一线；四十四团于青龙潭一带集结，由南向北进逼洛阳店；三十七团经门家河进入随南，从南面对顽军发动正面攻击。中午时分第五师攻克洛阳店，师指挥所进驻怡和楼。但顽军依仗寨垣进行顽抗，五师官兵用成捆的手榴弹炸开铁门，冲入寨中与顽军展开巷战。

经过一昼夜激战，顽军终于抵挡不住，除一部被歼外残部向环潭方向逃窜。而据守在环潭的第九游击纵队李朗星部亦不战而退，第五师继而收复环潭。

此役，第五师歼顽军600多人，缴获各类枪支600余支，活捉了别动队少将支队长刘玉明，极大地改善了第五师的武器装备，为部队今后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从1940年6月首次进驻九口堰，到1942年6月被迫向鄂东转移，从1945年4月再次进入白兆山根据地，到同年9月离开，新四军第五师在九口堰整整战斗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们不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还以白兆山为轴心多次在安陆、京山、广水打击日本侵略者，炸碉堡、拔据点，令敌人胆颤心惊。而九口堰也见证了新四军第五师诞生、发展、壮大的历程。

红旗漫卷西风

——红25军长征途经田王寨纪事

韩建林

桐柏山田王寨位于主峰太白顶以东的固城山上，地势险要。主峰险岫峰，海拔1080余米是桐柏山脉的第二高峰。崛起于湖北、河南两省之间，山势险峻、奇峰横出、雄壮巍峨、气势峥嵘，实为鄂豫之天然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反元义士田茹伯，筑寨桐柏山，抗元蒙，杀鞑寇;抗金名将岳飞屯兵田王寨，破随州、战信阳;白朗集兵田王寨，济贫民，杀军阀。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血肉之驱长眠于桐柏山田王寨上。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田王寨是红25长征太白顶会议召开地，是红25长征的重要转折点，在红25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雄的红军将士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使田王寨成为一座不杇的红色历史丰碑！

一、红25军：一群“娃娃兵”

鄂豫皖苏区红25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73师，下辖3个团（红217、218、219团），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1932年1月中旬，又在安徽金寨麻埠以红4军31团和五星县独立团一部为基础组成75师，下辖3个团（红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廖荣坤、政委戴克敏。

1932年5月中旬，在安徽霍丘县白塔畈由独立第3师，组成74师，下辖3个团（红220、221、222团），师长汪明国、政委戴季英。

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25军一部编成新的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75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

1933年9月间，红25在演麻公路遭敌包围，25军被分割。75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围到鄂东仍保留25军番号，74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28军。

1934年1月，红28军并入到红25军。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28军再次并入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74师，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第75师，师长王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3000余人。

这是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年轻的队伍，是由几十个2、30岁的大人领着的一群“娃娃兵”。这2984名指战员年龄大都在13至18岁之间，平均年龄15至16岁，有约百分之二十才12至13岁。任225团3营8连连长的方升普同志不满19岁，任224团2营4连副连长的王诚汉同志不满17岁，任军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17岁，任223团副政指的吴振挺同志18岁，任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同志也是18岁。红25军战士虽然平均年龄只有15、6岁，却有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斗力。

二、红25军长征的历史背景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3年5月开始、为期40余天的七里坪战役的失败，使红25军遭受重创，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其后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继续以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在军事上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根据地斗争环境继续恶化。严峻的生存环境，使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不得不检讨失误，并派省委委员成仿吾至中央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斗争情况，请示今后斗争方针。在斗争实践中，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也开始探索、尝试新的策略，开展外线游击，并在黄安恢复了两小块根据地，但根据地十分恶劣的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1934年3月，鄂豫皖省委接到中共中央1934年2月25日批转中央军委一位同志写的《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主张鄂豫皖红军应在“适宜的时候，就实行有战略的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区退到豫南的桐柏，最后的目的是在鄂豫边西新集、桐柏、和杏、唐县镇、厉山建立新区”，“从河口退出的队伍，应该开到平林市，目的是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一带建立一个新游击区”。这是根据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实际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为此，鄂豫皖省委专题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尚在，更由于缺乏对根据地战略转移的充分认识和准备，在建立新区这一关键问题上，省委认为，由于红军力量薄弱，建立新根据地首先必须以集合鄂豫皖全体红军主力为前提，桐柏、厉山、随县等地在京汉铁路以西，离原有根据地较远，新区区域应以接近鄂东北和皖西北地区为宜。为此，会议决定红25军和红28军先期会合于鄂东北地区，然后再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红25军行动方针。

    4月20日，鄂豫皖省委如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4月10日省委会议意见，会议提出开辟新区的条件是：一是群众基础比较好，支持革命；二是物资未受到大的破坏，地形条件适宜于游击战争；三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四是与老区容易取得联系。因此，决定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在边沿地区进行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的活动。

由于七里坪战役失败的重挫和数十万国民党重兵长期“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敌人力量强大，且已构成碉堡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人口锐减，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是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还是向外实行战略转移，已成为红军生存和革命发展而不得不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开始考虑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也极为关注，实行战略转移的方针开始逐步明确。中共中央于同年2月12日向鄂豫皖省委发出指示信，并于6月13日发出军事训令（鄂豫皖省委7月1日才收到），提出这一新的战略精神。在指示信中，中共中央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指出：“新的形势面前，需要新的改变。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区、新的根据地”，并强调指出“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随着形势的发展，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在7月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省委一方面表示准备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央“令河南省委将豫南及京汉铁路南段秘密工作适当地与我们发生关系”，以便于今后开展活动。7月6日，鄂豫皖省委直接给河南省委写信，提出互相介绍敌情、加强工作联系，要求河南省委“把豫南及京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以便根据敌情变化规定红军临时动作”。信中还询问了四望山、桐柏、正阳、息县、罗山、确山等地的党组织情况，并特别提出与信阳、息县、正阳等党组织建立适当关系的问题。

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已是在弦之箭，蓄势待发。

三、花山寨：红25军长征的决策地

由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远征湘黔边界地区，实行战略转移。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各革命根据地红军也相应实行战略转移。

按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1934年6月离开瑞金的程子华于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文件和指示。11月初鄂豫皖省委接到鄂东北道委关于程子华到来的信函后，在率红二十五军自皖西北准备返回鄂东北途中，于河南光山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和程子华相遇，同时收到中共中央7月26日发出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常委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程子华等参加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会议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严重的革命形势，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实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戴季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25军进行整编，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25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战略转移、创建新根据地的漫漫征程。

四、小林镇：打土豪筹粮饷

11月16日夜晚，红25军2984名将士，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从军部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出发，17日在朱堂店以前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察，乘敌人部署间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出其不意地翻越曾家山，于当晚由信阳以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开始了漫漫万里长征路。

1934年11月18日，红25军突破（北）平汉（口）铁路封锁线后，红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入随县北部的小林店（今小林镇），歼灭了乡公所武装。红25军宣传队、筹粮队立即开展工作。宣传队散发、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什么是红军》等传单，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打击土豪劣绅，抗日救国、驱逐帝国主义，帮助工农当家作主，建立自己的政权。筹粮队则沿街寻找土豪、富户、劣绅，征收粮饷。红25军在小林店征粮筹款开始并不顺利，官兵们首先找到镇上有名的“方氏油坊”老板方吉安，向他宣讲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希望他主动拿出钱粮支援红军。方吉安不配合，糊弄应付。征粮官兵了解方家的富裕程度和民愤情况后，认为方家属于土豪劣绅，当即抄没了他的家财，一部分作军饷，一部分分给穷人。抄没行动震慑了小林店街上其他土豪大户，众多店家老板纷纷出钱出粮，许多老百姓也自动捐助粮米，补充红25军粮饷。

五、月河镇：说啥不进老乡门

11月18日下午，稍作休整并得到粮饷补充的红25军官兵离开小林店，继续西行，在七里冲、淮河店（今淮河镇）击溃了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区公所武装的骚扰，经青石桥、黄龙寺，首先踏入月河、金桥等地。月河镇位于桐柏县以东15公里，因为淮河主流环绕而过，河道宛若新月，因而得名，金桥村隶属于月河镇，位于月河老街以西大约5公里的地方。红25军经过昼夜长途跋涉后，到此稍作休整。“马不惊蹄，人无声，说啥不进老乡门。”红25军一夜揣枪临街而卧，未踏老乡家门的严明的军纪，在群众中传为佳话。走的时候，战士们草鞋里的野草子，散落在了百姓家的屋檐下。第二年春天，家家户户都开满了这种红色的小花，它的形状特别像红军帽沿上的五角星，同时，红25军严明的军纪又深深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于是老百姓给这一种红色的小花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红军花。

为了迎接红军的到来，鄂豫边工委领导下的桐柏山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工作。红25军从出发行至月河，粮草已空，亟需给养；月河镇山寨林立，地主武装众多，如果与红军发生冲突，后果难以想象。因此，征集粮草与协调同山寨的关系，就落在了桐柏山地下党的肩上。他们不负所望，出色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甚至为防止敌人投毒，他们亲自品尝井水，确认安全才让红军取用。这时，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也带交通员韩本清赶来，与红25军接上关系。张星江不辞辛苦，当即向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详细介绍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等情况，并建议说，桐柏山夹在平汉铁路与汉水间，回旋余地狭小，不利于大部队驰骋；加之敌重兵压境，红军在这里难以立足发展。

六、田王寨：太白顶会议定方向

11月19日凌晨红二十五军离开月河镇后，经四十里冲﹑沙河店，一路翻山越岭，进入山高林密的桐柏山田王寨。

田王寨是一处军事古寨，地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以东固城山上。清咸丰年间，山下大富户戴曜堂因救驾有功，被封为四品督司，并准许养兵。戴曜堂对田王寨进行修缮扩建，养兵数千。扩建后的田王寨七门一卡、五营四哨一应俱全。红25军进入田王寨后，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在此安营扎寨，稍作俢整。

11月19日，在河南省桐柏县活动的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1907—1936，河南唐河人，革命烈士，牺牲时任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闻讯赶到桐柏山太白顶，与红25军首长见面，介绍鄂北豫南桐柏山一带军情民情，建议红25军继续转移。

11月20日，在太白顶上的鄂豫界碑处，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25军下一步行动方向。到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建立根据地，是红25军开始长征时最初曾经规划过的目标。省委认为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想法已经难以实现，决定立即跳出桐柏山，通过豫西平原，挺进伏牛山。但如何北上？此时敌人已形成铁壁合围之势，妄图将红军聚歼于桐柏山。张星江建议：为避开敌兵堵截，可绕道东北山区，再转向西北行进。鄂豫皖省委采纳了建议，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迷惑敌人，伺机直插伏牛山，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省委认同鄂豫边工委的意见，认为桐柏山区战略纵深小、周边敌情重，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会议决定，红25军继续向西北转移，取道豫西平原，挺进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太白顶上召开的这次鄂豫皖省委紧急会议，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最有利于红军生存、发展的正确决策。

七、界牌口：巧施调虎离山计

11月21日至22日，红25军将士从桐柏山东南进入桐柏山西麓，经随北解河、新城，抵达界牌口（今随县太白顶风景区界牌口村）、鸿仪河（今桐柏县淮源镇鸿仪河村）一带。

蒋介石获悉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进的情报，急令在鄂豫皖苏区围剿的国民党115师和5支追剿队共20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令驻河南省的庞炳勋第40军、驻湖北省的肖之楚44师，共18个团迎头堵击，企图趁红25军孤军远行之机，包围全歼。

为了隐蔽向北的军事行动，为了麻痹敌人，红25军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策略，副军长徐海东率224团，从界牌口一带出发急行军，向枣阳县城进击。敌人果然中计，国民党40军大部、115师、44师和“追剿队”第三、第四支队共20个团急匆匆赶往枣阳，企图在枣阳咬住红25军。敌军蜂拥而去枣阳，程子华、吴焕先则率红25军出界牌口，跳出了围堵。而徐海东率224团在枣阳城外虚张声势之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枣阳以北的韩岗（今枣阳市太平镇五里桥村）掉头东进，在保安寨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拦阻，在桐柏县以西歇马岭、栗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闪进豫南国民党军堵截的空隙，迅速与主力合兵一处。

在佯攻枣阳前，张星江指挥革命群众将桐柏、唐河等地敌人的电话线切断，使敌军失掉了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联系。同时还委派稳重细心的群众为大部队转头北上事先安排路标。即从唐河县湖阳开始，每隔三四米距离丢一朵棉花为暗号，并让沿途地下党员负责保护好这些路标。

八、黑明寺：纪律严明不进村

11月22日下午，红25军在枣阳七里冲经激烈战斗击溃敌四十四师后，从枣阳、唐河县界转入桐柏山谷道路，循着棉花路标飞速翻山到达桐柏县黑明寺。

红25军，纪律严明，野外食宿，不进村寨，所需粮草，一律硬币购买。时值初冬霜降，桐柏山沿途乡亲看到北上抗日的红军多穿草鞋征战，一些战士甚至赤脚行军，很受感动，主动为红军送鞋送袜，还把家中布条拿出来给红军编补草鞋用，红军逐一估价给钱。

11月22日黄昏，由黑明寺农民梁玉申和其兄梁玉堂带路，红军来到鹁鸽笼村庄东宿营。在寒气袭人的山野里，当地老乡看到红军将士露宿在收割了庄稼的田地里和山坡树林中，担心冻坏了身子，老太太、老大爷们多次劝他们进屋休息。红军将士坚持不进民房，不扰群众。老乡们只好担来麦草、稻草给他们打地铺。红军使用后均卷紧捆好送给老乡们，而且再三表示感谢。

23日黎明前，随军的张星江让梁玉申回去护理红军伤病员，由刘辉高为红军带路前进。为避开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刘辉高带领红军经桐柏县程湾乡石头庄、柳树庄、曹河、邓河，急行军到达新集乡。刘辉高完成任务返回后，红军部队又由当地两位更熟悉情况的老乡接力做向导，转向东北，经魏家磨沟、新集街，中午驻扎于歇马岭的寨下庄、马冲一带。

张星江和韩本清在歇马岭寨下庄与红二十五军首长进行运筹并作向导，23日，在祁仪南韩庄村，张星江带领红二十五军折而向东，顺利通过桐柏和唐河东部边缘结合部，再经泌阳转向西北，挺进伏牛山，跳出了国民革命军围追堵截，使红二十五军脱离了险境，顺利到达陕南。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25军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随南来了个陈少敏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任儒举

陈少敏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杰出的巾帼英雄，是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创建人。抗日战争时期，她和李先念、任质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官兵在随南浴血奋战达三年之久。先后创建了以桐柏山、白兆山、大悟山为鼎立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南的大山踏遍了她的足迹，随南的村庄留下她的身影。人们亲切地称她为陈大脚、陈大姐！

严格“三三制”原则办事

团结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

陈少敏坚定不移地贯彻“抗日”、“民主”的建政方针。她始终坚持“只有积极抗日，保家卫国，才能享受民主权利；只有实行民主，充分发动群众，才能争取抗战胜利。”因此，陈少敏主持地方建政工作，严格按“三三制”原则办事，注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广泛吸收各阶级、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

1941年3月，她深入到随南县古城畈区检查建政工作，逐个审查了参加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员。支持开明士绅、旧政权人员武洪之、汪寿之、刘炯常等五人到区政府任职，并建议推广全县。同年5月，她应邀参加了随南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协助大会审查代表资格。

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适当削减党内名额，确定代表128名，其中共代表29人，旧政权人员11人，开明士绅34人，群众代表54人。陈少敏在讲话时话重心长地说：“一个政府只有广泛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参加，并按他们的意志行使权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抗日民主政府”。谈到以丢豆方式选举时，她又说：“虽然每个人只是只丢一颗豆子，其权利却来之不易，它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是珍惜权利，使用得当。”

会上，选出随南县抗日民政府的9名成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开明士绅和旧政权人员4人，无党派群众2人，基本符合“三三制”的精神。会后，陈少敏与当选人员谈话，要求我党同志张时超（县长）尊重党外干部，鼓励爱国人士孙志盖（副县长）、张卓安（司法科长）、王紫桥（财政科长）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抗日民主人士进入政府工作，并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出谋划策，为全民抗战作出更大贡献。

在陈少敏“先天下之忧”、“礼贤下士”的精神感召下，大批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诸如郭北鹏，随南金鸡人，原应城石膏矿资本家，其诚心拥护我党抗日方针，主动将其护矿武装编为“应抗”游击队；经陈少敏动员到政府工作，担任随南办事处主任、行委会主席，后被第五战区特务逮捕入狱。陈少敏指示随枣地委设法营救，后经数次周折，才营救脱险。

张卓安，随南洛阳店人，出身旧政府人员，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由于劳累过度而因公殉职。陈少敏深为惋惜，派专人赴随南九口堰悼念，并妥善安置亲属。孙志盖，随南泉水冲人，原系旧政权人员，先后担任随南行委会副主席、副县长，其处处带头，站在抗日最前列。故此，陈少敏点名请他参加边区临参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孙志盖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证明，实行“三三制”的建政原则，并没有丝毫地削弱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权力，而且还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政权。在反“围剿”中巩固政权，随南白兆山根据地长期处于敌伪顽包围之中，日军常驻两个师团和一个伪军师，每年春秋两季“扫荡”；国民党军部署三个集团军和五个游击纵队，不时对根据地“围剿”。特别是1940年至1943年，敌顽多次向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加上百年未遇的旱灾，迫使随南白兆山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

大灾之年因地制宜减租减息

适当允许佃户延缓交租时限

陈少敏没有被困难吓倒，她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保卫白兆山根据地的斗争，号召广大军民“在斗争中求生存，靠自己找出路；在反“围剿＇中保卫根据地，开展根据地各项建设。”1941年夏秋，随南遭受严重旱灾，军民生活极为困难。陈少敏在随南县洛阳区围午乡搞“二五”减租试点。她从当地实际出发，提出“双减”的具体方针：一“减”，按“二五”减租规定，减少当年租课；二“缓”，允许佃户延缓交租时限，来年补交；三“免”，动员开明地主，对少数贫困户免收租课；四“借”，互帮互助，互借麦子安种；五“献”，本着“自愿”，捐献粮食给群众和驻军度荒。

围午乡开明地主龙素仙、陈彩陆等经陈少敏动员后，当即召集佃户宣布：“全部免收当年租课！”龙素仙还借40石小麦给佃户作麦种。此外，龙素仙、陈彩陆各乐捐50石小麦，解决军民缺粮困难。在他们带动下，全乡地主大部免收当年租课。随后，陈少敏在随南戴家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大力推广围午乡“双减”经验，号召生产自救；她在洛阳店怡和楼召开各界人士、区乡干部救灾动员大会报告中赞扬了龙素仙、陈彩陆等“免”租、“献”粮的爱国、爱民、支援抗战的事迹，鼓动各界人士团结奋斗，互助互帮，齐心协力，战胜灾荒。她还制定了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若干试行规定：自愿互利，余粮互借、买卖均可。卖者，比市价高30%，当场付款；借者，由县政府开借据，来年还粮。会上设有自愿借粮登记处，有20余人登记，借粮150石。会后，各乡召开借粮动员大会，仅洛阳区五个乡的余粮户借粮食180石。

由于陈少敏以“二五”减租为政权建设的根本，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既解决了根据地缺粮、缺种的困难，又粉碎了敌、顽的经济“封锁”。

陈少敏也清楚地认识到，光靠“借”粮、“献”粮并非长远之计，必须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才能克服困难，长胜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使政权建设向纵深发展，陈少教向根据地人民和部队发出了“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生产自救，战胜困难”的号召，各级成立军、政、民三结合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她深入洛阳区和平乡和九口堰驻军抓生产自救试点，以点带面，掀起生产救灾高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尽其力，物尽其利，充分利用山区丰富资源，发展农副业生产。男的上山砍柴、烧炭、打猎、捕鱼；女的纺线、织布、喂鸡、养猪、编篓筐、种蔬菜。外运到敌顽占领区，换回食盐、粮食、干菜等。以补充粮食之缺。

陈少敏带头开荒种菜、养猪，她在九口堰孙民初山边开荒地三分，萝卜长势喜人。从而带动机关干部每人开荒三分地，建立蔬菜基地；每个单位养猪十至四十头，以补充食油供给。此外，在陈少敏的倡导下，军民合办“被服厂”、“卷烟厂”、“制鞋厂”和“消费合作社”，解决军民急需。陈少敏还果断地派随枣支队深入战区开展游击战争，征收行商税，购回大批粮食、医药和布匹。经过艰苦努力，根据军民基本达到蔬菜自给，食油部分自给。人民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节约粮食完成任务。这年6月，随南县缴纳救国公粮450石。11月，随南县完成追加救国公粮500石，受到边区行署通令嘉奖。

开展“千塘百坝”运动

正确引导军民生产自救

农田水利是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基本建设。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提高农业产量，必须解决引水灌溉问题。陈少敏在抓生产自救的同时，组织随南人民兴修水利，开展“千塘百坝”运动。

1941年8月，她协助随南县政府在洛阳区召开兴修水利誓师大会，制定了“以村为主，合理负担；按工计酬，年底兑现”的实施细则，对困难户实行“以工代账”，通过协商解决资金来源和劳动组合问题。经陈少敏提议，区党委通过，由边区建设银行发行“边币”20万元，作为各县的扶贫资金。生产工具缺，就找敌人要。

陈少敏率随南府河武工队夜袭了长岭岗敌军据点，缴获大批镐、铣。故随南十三民主小学自编课本写道：“诸葛亮草船借箭，陈少敏神机妙算；武工队行动一趟，洋鬼子送来镐铣。”陈少敏还经常带领部队到孔家湾、九口堰等地参加挑土、搬石、打夯等劳动，极大的鼓舞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经过三个月突击，从随南县洛阳店到石板河的清水河岸拦河筑坝70余处，整修堰塘670余口，还兴修了豫鄂边区第一个水库——清水河水库，彻底改变了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生产面貌。群众赞扬说：“河也满、塘也满，引水好灌田；仓也满，心里甜，不再怕天旱。陈大姐，新四军，我们大恩人；反‘围剿’，爱百姓，江山牢又稳。”

正如陈少敏在随南蔡家河欢迎随枣支队胜利回师白兆山大会上所讲：“老天爷降下的灾害没有饿死我们，敌、顽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未能困死我们，最后还是我们胜利了，渡过了难关。”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游击区和我党的政治影响。实践证明，“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给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就最受群众拥护。”

发挥党的统战传统

团结所有爱国力量

1941年秋，随南严重缺粮。陈少敏为减轻群众负担，动员部队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树叶、捞渣草、挖野菜度荒。每天吃一顿野菜糊，节省粮食给贫困户作麦种，群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刘店乡贫农郑玉成将粮食节约交公粮，自己却刮树皮充饥，却被地主胡国强打伤。陈少敏赶到现场，叹惜郑玉成是难得的好群众，赶紧派通讯员背了一袋大米，登门慰问。同时陈少敏把地主胡国强叫到区政府耐心帮助，使其承认错误，主动向郑玉成赔礼道歉，并把仅有的五斗余粮借给了缺粮户。

1944年5月，随（县）北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组织“黄学”武装暴动并请求豫南地委支援。地资组织部长郭纶请示陈少敏，她深为同情地做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民心可贵，争取成动”的指示，使暴动的5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1945年11月陈少敏途经环潭，登门看望边区公安总局干部周志华的家属。吃饭时，她对周的母亲和爱人说：一多年来，你们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吃了不少苦，我代表大家表示感谢。”临走时又给周志华三个儿子每人一块光洋，并说：“算表示点心意，没忘记你们”晚上吃饭，她又记起在鄂东牺牲的黎文波也是环潭人，便叫人连夜去乡下将黎的接来吃饭并安慰说：“我们都是你的儿女，负责生养死葬！”她还把自己仅有的五块光洋留给老人。由此可见，陈少敏的群众工作做得何等细致，考虑何等周到。

严格群众纪律，及时纠正和处理违犯纪律行为，最受群众拥护。陈少敏经常讲：“革命靠纪律，否则就无法生存。”因此，她每到一处，总要访贫问苦，给群众挑水、担粪、做农活、打扫卫生；每离开一处，也总要亲自问警卫班是否结清伙食、整理卫生、归还东西、赔偿损坏等，已经成了习惯。1941年10月，陈少敏的警卫员小张帮助随南岳家冲群众修堰塘，不慎将住户刘忠群的水桶摔坏，因紧急转移没及时赔偿。陈少敏知道后，便买了一担新桶，带领小张去赔礼道歉。至今这只旧水桶陈列在九口堰纪念馆，成了陈少敏执行群众纪律的历史见证。

陈少敏一贯艰苦朴素，反对生活特殊化。她穿的棉布军装补丁加补丁，每月津贴舍不得用，大多周济他人。1942年5月，她在燕子河战斗中病倒，几天没沾一粒米。警卫员王德财十分着急，发现湾子人都跑光，仅剩一只母鸡正在生蛋，便留下两块光详，捉回来准备杀了给陈少敏补养身体。陈少敏知道后，严厉批评王德财说：“我宁可饿死、病死，也绝不允许你违犯群众纪律！”王德财只得将鸡送还原处。

1945年11月，陈少敏、李先念、王震等赶往随南白兆山开会，蔡光耀等先头人员准备在安居镇饭馆款待，陈少敏坚决拒绝，却在安居小学吃烤红薯，吃臭豆腐，喝开水，不打扰百姓。 由于陈少敏同群众心连心，颇受群众爱戴。只要说是“大姐”叫办的事情，没有不完成的。

1941年秋，“大姐”部队给养困难，随南人民宁肯自己不吃、不用，也想方设法保证部队供给。先后缴纳爱国公粮2080石，乐捐粮食740石，慰劳草鞋5300双，布鞋2300双，并宰杀整猪、整羊，送锦锈“国家巨石，抗日先峰”的巨匾，慰问新四军第五师指战员。陈少敏对干部、战士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的困难，鼓励他们争取进步，启发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40年初，随枣地委书记姜继常身染肺结核，吐血不止，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陈少敏命令朱大山强行接姜继常到边区医院治疗，并交待说：“他是党的财富，一定要把病治好！他若不回来，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回来！”姜继常回边区后，陈少敏将他安置在天汉湖区疗养，并多次看望。她对姜说：“你的任务第一是养病，第二是养病，第三还是养病。盼你早日康复，我们需要你！”

3月，陈少敏听了澴潭中心交通站交通员李文山的工作汇报后，鼓励他要坚定、勇敢、机警、大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并介绍了；如何广交朋友、严守机密、掩护自己、完成任务等一系列的具体方法。临走时，陈少敏交给李文山两条日本产“金枪牌”香烟，带回去慰劳同志们。并嘱托：“代我问候同志们好！小胡（即胡秀清，交通站长）好！希望把交通站办得更好。”8月，澴潭区委的张品高、聂世荣两同志被捕，急需一批营救经费。陈少敏接到胡秀清汇报信后，立即凑齐200块光洋，交给李文山说：“这笔钱来之不易，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后经营救两个同志安全脱险。

戴焕章部因食盐短缺，向边区党委求援。陈少敏通知随枣地委限期筹集一批粮食和食盐，于岳家冲转交戴焕章部。由于戴部运粮士兵嫌少，故而打伤护粮群众；随枣支队二连指导员文彬质将其扣押。后经陈少敏耐心说服干部、群众，如数交还枪支，并设宴招待，护送出境。

1945年7月，经陈少敏批准，调随南副县长孙志盖到云梦县敌占领区工作，后在一次战斗中孙的马被敌军打残。陈少敏得知后，立即指示鄂中地委书记文敏生：孙志盖为抗战作出贡献，我党要保护这类干部，我原来考虑不周，请立即将孙接回鄂中。后来给孙另配一匹马、一个警卫员，生活上给予了必要的照顾。

陈少敏一贯主张以“官兵平等”、“同志加兄弟”来处理干部与战士的关系，对干部战士一视同仁。她不仅关心战士的政治进步，还关心战士的衣食住行。1945年11月，陈少敏协助随（县）北县委书记谭扶平扩大爱国主民主政权，获悉戴家仓屋劣绅戴烈山纠集反动地主武装100余人，将随北独立团司务长、勤杂等七人捉去，生命危在旦夕。陈少敏当即指挥独立团连夜进攻戴家仓屋，营救同志。当她知道已有三个同志被杀害后，自我反省说：“还是动手晚了，对不起牺牲的同志。”

这时，桐柏山战役进展迅速，后勤给养供应不上，陈少敏赶往枣阳县鹿头镇，同鄂北地委曾涤、吴祖贻、李实等同志研讨筹粮、筹款事宜；结果在十天内筹集的粮食就拉了上百牛车，保证了前线部队的补给。双沟战役失利后，大批伤员需火速转往随南白兆山野战医院。陈少敏又带领熟悉地方情况的周志华、张康民等在澴潭镇建立伤员转运站。于该镇杨泅庙召开商民代表大会，动员筹粮、借款，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一周内，筹借法币4000万元，粮食500石，动员民工800余人，以每人每天一块光洋的报酬，昼夜不停地将800余名轻重伤员转往随南，后又几经辗转将他们送到鄂东大悟山。

陈少敏奋斗的一生，谱写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史。上述仅“沧海一粟”。尽管如此，足能证明她在政权建设中所显示的重大作用。她的伟大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至今在人民心中放射出灿烂的光彩。

千锤百炼始归来

——记抗日战争时期徐达三在随北

枫    叶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徐达三同志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到随北组建抗日武装。经过一年多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对党的忠诚和智慧，灵活机动地与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周旋，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一支约2000余人的地下抗日武装，并于1940年1月将这支抗日武装大部带回到党的怀抱，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随北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一、接受新任务

徐达三同志1915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县，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报国。1935年底在党的地下秘密组织影响下，参加当地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救国团活动并参与反对反动统治的自发武装活动。1938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他从延安抗大毕业回到武汉，分配到河南豫南特委汝南县万金店任地下党区委书记，河南确山县竹沟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新兵教导队任副队长。

豫南特委当时住在河南省确山县城西30公里处的竹沟，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块重要根据地。1938年2月，党中央派彭雪枫来竹沟主持工作。同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竹沟。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李先念等同志从延安先后来到竹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竹沟很快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

1939年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带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精神从延安来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沟。2月初，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和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同志赶到竹沟，向少奇同志汇报鄂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并要求中原局派干部到鄂中去协助工作。少奇同志认为，增派干部到鄂中去协助工作很有必要，后经中原局商议决定派徐达三等几位同志到鄂中去工作。

徐达三同志当时正在竹沟新兵训练队担任副队长，领导叫来徐达三对他说:“达三同志，组织上决定把你和几个同志抽出来，调到鄂中去工作”。一听说要南下，徐达三心里格外高兴，连忙问道：“什么时候出发？”领导回答说：“你们跟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一道走，你们先作好准备吧！”

出发前，少奇同志再次把杨学诚同志找去谈话，杨学诚同志就把徐达三叫一到起去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当时住在竹沟镇北的一个四合院内，杨学诚和徐达三一行走进院内。进屋后，少奇同志头戴棉军帽，身穿灰军装，精神抖擞，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打招呼叫他们坐下。少奇同志用他那慈祥的眼神看着徐达三，微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徐达三连忙站起来回答:“我叫徐肇东。”“你坐下谈吧！”少奇同志继续问道，“多大岁数了？”“二十四岁”。少奇同志听后十分关切地说：“年轻同志革命热情高，到了新的工作环境，要接受新的考验，不但要把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还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学会保护好自己”徐达三连连点头。顿时，让他感到这位首长多么和蔼可亲。

少奇同志还特别强调说，到新区开辟工作时，首先要站住脚，把根扎下去。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合法和秘密的形式大力发展抗日武装，担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斗争是复杂的，如果国民党要吞并抗日武装，那就把这些武装拖到敌后，改编为新四军。

此时正值隆冬，房间正中放着火盆。少奇同志拨动了一下木炭，火苗更旺了，他们围在火盆边交谈了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特别指示说，你们回到鄂中去，要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争取时间，扩大武装力量，迅速打开敌后抗战局面。鄂中有国民党的桂系部队，有川军，也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有地方势力。这些部队中间，有进步的，也有倒退的；有主张团结抗战的，也有坚决反共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那里有个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参加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表面上还能与我党合作。但你们要注意国民党逆转，石毓灵终究要反共的。你们得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徐达三等同志认真聆听少奇同志的嘱咐和重托，毫无寒意，心潮起伏，心里觉得暖暖的。

最后少奇同志鼓励他们说：“如果你们鄂中搞得好，我们就到你们那边去！，若是你们在鄂中呆不住了，那你们就到我们这边来。”说得杨学诚、徐达三等同志笑了，少奇同志也笑了。

二、踏上新征程

少奇同志约他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杨学诚、徐达三和调往鄂中工作的人员离开竹沟，向鄂中的大洪山挺进，踏上了新的征程。

大洪山位于湖北省中北部，居湖北盆地与南阳盆地之间。西临襄（阳）钟（祥）江汉谷地，东接涢水河谷丘陵，南连江汉水网平原，东北与桐柏山遥相呼应。横跨随州、荆门两地随县、钟祥、京山三市区，地处战略要地，当时鄂中特委就设在随县南部大洪山下的长岗店。

杨学诚和徐达三一行来到长岗店，住进了附近的北坡湾，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担任顾问的陶铸同志，同杨学诚同志商量后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确定建立基干部队，发展抗日武装；健全现有政权，恢复沦陷区政权；加强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三项任务。同时认为随北高城靠近应（山）北，过浆溪店即可到四望山，是保持大洪山与豫南根据地联系的一条必经之路，决定到高城去开辟新区，并组成“随北工作队”，由徐达三﹑李力﹑张明﹑胡贵清等8人组成，徐达三任队长，李力任副队长。以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挥部下设的随北工作队的名义，赴随北高城地区开展抗日工作。

临行前，我党派到“抗委会”担任秘书主任的许子威同志带徐达三等同志到均川“抗委会”总指挥部去见总指挥石毓灵，到均川受到石毓灵﹑陶铸﹑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接见，随后徐达三等同志立即启程去高城。

启程这一天正是腊月三十，呼啸的北风刮得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他们顶风冒雪往高城进发。路上遇到了李先念同志，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随北的尚市店。为了不影响群众过除夕之夜，先念同志决定到街上的一间破庙里宿营。走进破庙后，他们找老乡借了几捆稻草，打了个通铺，买了一担干柴，烧起一堆火，买了半升炒熟的苞谷，勉强充充饥。他们围坐在火旁，边吃苞谷边烤衣服，先念同志兴致勃勃地讲起红军长征的故事来。徐达三听了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个腊月三十过得不平凡。大年初一，徐达三等同志依依不舍地与先念同志分别，在飞雪中继续行进，没多久就赶到了高城。街上时而响起庆贺春节的鞭炮声，给新到来的同志增添了“欢迎”的气氛。

徐达三同去一到高城，首先拜访了当地的联保主任，与国民党驻军一二七师政训处取得联系，随后积极开展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接着又以工作队的名义名召集保甲会议、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从各方面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与此同时，还上街下乡访贫问苦，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个别发动工作，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

1939年3月，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推行蒋介石“防共、反共”政策，片面宣布撤销鄂豫边区“抗委会”。石毓灵也露出了他顽固反共的嘴脸。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子威同志来到高城，传达杨学诚同志代表鄂中特委的决定，通知徐达三等同志转移工作地点。安排鄂中特委的姜纪常同志带他们去万和店，由姜纪常直接领导到万和店开展新的工作。

三、扎根随北山区

1939年4月，许子威同志带领“随北工作队”撤离高城，奔向万和店。万和店离桐柏山只十多里，当时属于国民党的随县第三区，区长是周伯勋。赴万和店后，首先在万和店小学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万和店（随北）区委会，徐达三任区委书记，张明任组织委员，高飞任宣传委员，有党员十余人，机关设在万和小学。特区委采取单线联系、个别吸收的方式暗地发展党员，并在随县高城、唐王店和枣阳鹿头建立了交通联络站。

到万和店不久，许子威同志以抗敌工作委员会秘书主任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科长身份，和徐达三一起找到区长周伯勋，作周伯勋工作，动员周起来组织民众一起抗日。周伯勋在万和当了几年区长，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国民党也不敢轻易碰他。他掌握着区政权，又有几十条枪的区中队，武装力量也还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周伯勋也愿意靠拢我党，对抗战表示热心。许子威同志把徐达三等同志向周伯勋介绍说：“我给你们请了几位抗敌救国的进步人士来了！”姜纪常特意吹嘘我说：“徐先生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周伯勋听了，当即表示欢迎。周伯勋当即委任徐达三任万和区区队副。

如何遵照少奇同志的教诲，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采取合法、秘密的形式大力发展武装，并且长期坚持，扎根下去？这是徐达三担任随北特别区委书记后，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区委先后研究认为：首先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尤其对周伯勋，要争取他们按区委的意图办事。为此，姜纪常和徐达三同志经常找机会与周伯勋交谈，抓住他的心理加以引导，指明“日寇侵入国土，人民处在危亡境地，中华民族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才能获得解放。谁要把抗日的旗帜举得高，谁的力量就大，谁就有发展前途”。周伯勋听了，很佩服徐达三讲的道理。后又经周伯勋同意，由徐达三﹑张明﹑杜薇（女）等我党同志具体组织，于万和车店梁氏祠举办“国民党随县第三区抗日青年训练班”，张明任班主任，杜薇任政治委员。其次他们把外来同志安排好合法的社会职务，充分发挥原在该地工作的老同志的作用，广泛联系群众，进行抗战宣传。再就是把公开和秘密工作分开，有计划地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姜纪常同志亲自参加和直接指导下，万和店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了。

抗日青年训练班位于万和镇车店村梁氏祠，由张明负责教学，杜薇负责学员管理，高菲、胡璇同、连克、郭挹佳等多名党的干部任教员。学员来自随枣一带，多是党组织选派的青年农民和进步学生，共招收学员50余人。开设有政治、军事两门课程，政治课由张明、杜薇主讲，其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简史、什么是帝国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军事课由徐达三讲军事知识、游击战术，组织军事训练等。高飞同志任音乐教员，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抗日宣传，在此期间秘密发展了10多名党员。训练班原定每期三个月，后因敌军“扫荡”，第一期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学员结业后一部分到随北特区委创建的第三支队从事武装斗争，一部分到地方民兵团中作骨干，少数到保甲或学校任职并开展抗战工作。

1939年6月，第二期训练班在车店长冲举办。当时因随北特区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纳入国民党华中游击总指挥部序列，第二期训练班改为“华中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支队战时青年训练班”，共招收学员200余人。

1939年的4、5月间，训练班快结束时，日寇进犯襄樊。日寇的进犯使随县的人民群众面临着烧杀和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抢劫，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向山区，县委和部分干部转移到四十里冲。盘踞在桐柏山地区的桂系部队和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队不战自退。蒋介石害怕大洪山、桐柏山被共产党控制，便委派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张轸为华中游击总指挥，占领这个地盘，阻止进步势力。张轸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便四处委派司令，周伯勋被委任为华中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支队司令。周伯勋按照“谁的抗日旗帜举得高，谁的力量就大”的道理，也扩充武装，任命徐达三为第三支队的副司令。

针对这种情况，徐达三立即决定派出部分同志带着青训班的学员分散活动。一路由张明带领30余人，到青苔、海河寺、吴山、汪家店等地。一路到倒峡、太山庙、尚市、唐王等地组织抗日斗争。学员们向乡亲们宣传“守土抗战，保家卫国”，号召组织游击队，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同时徐达三以支队正副司令名义出布告，开大会，召集社会名流议事，并向逃亡来随县县政府人员、工商业者和地主士绅讲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要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切，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和支持，掀起随北抗战热潮。

日寇撤走后，训练班学员又集中分配工作。学员的分配去向基本上和第一期相同，后来因国共摩擦加剧，训练班就没有再办了。

在此形势下，徐达三认为，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时候到来了！即以合法的渠道，下委任，刻印章，制徽章，做符号，组建队伍，委派各联保主任为大队长，下编中队，有的直属司令部。还开征了县政府的钱粮作为军饷，将他们带来的枪统一编调或借用，把社会上捐出的布匹作军衣。这样，在我党的领导下，第三支队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徐达三同志十分重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不断整编直属的几个中队，从中形成我党掌握的一支基干力量。

徐达三根据鄂中特委和姜纪常同志的指示，要想在随北扎下根，必须培植自己的根据地。在他们共同谋划下，根据唐王店的情况，又将此处将作为根据地来培植。首先他们把唐王店联保主任撤了，派共产党员蔡光耀同志去担任。蔡光耀同志到任后，一面组编队伍，一面发动群众，在当地建立党的组织，把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

在发展抗日武装的过程中，为了能站住脚，徐达三同志牢记刘少奇同志关于革命青年不要痛快于一时的教诲告诫自己，注意展开秘密斗争，一直没有暴露身份，使我们党在青训班的工作免遭破坏，更好的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发展抗日武装的秘密斗争。

四、坚持自主发展

日寇进犯襄樊，随北处于敌后，徐达三同志在随北也站稳了脚跟。面对此形势，他思考着为何不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在桐柏山周围开辟一块根据地呢？同时抗日武装迅猛发展，急需补充军事干部。想到这里，他立即找姜纪常同志汇报和研究这个问题，并建议他专程去竹沟向鄂中特委报告，并向少奇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少奇同志听了姜纪常的汇报，对随北的工作非常满意。少奇同志说，你们就那么几个干部，只那么短的时间，能搞出那么个局面，干得不错嘛！少奇同志对桐柏山周围开辟战略区的计划，对随北缺干部、特别是缺懂军事的干部，很重视，很关心。他说:部队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当即决定选派宋彬、苏斌等三人到随北。并指出：日寇进犯襄樊是战役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这个军事行动，是日寇对蒋介石逼降、诱降的组成部分。这又给我们观察分析形势的变化，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及时指明了方向。

正如少奇同志所预料的，日寇不久就撤退了。蒋介石利用张轸“限共、反共”争夺地盘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张轸被免去华中游击总指挥的职务。因此，徐达三原来打出的合法招牌随之也没有作用了，第三支队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国民党桂系的一八九师就企图把第三支队编成补充团；石毓灵也妄图把第三支队改编成他部下的一个支队。桂系一八九师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的正规军，石毓灵属地方军，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有矛盾。徐达三就利用这个矛盾，采取了拖的办法，不接受改编。后来，石毓灵反动面目败露，公然撤了周伯勋的区长职务，采取压的办法促使周伯勋改编。国民党的一八九师也张牙舞爪，恨不得一口吃掉第三支队，在此形势下周伯勋的心也动摇了。他想凭借自己已有的本钱投靠国民党第五战区，作为自己升阶之梯。

面临国民党逆转的险恶情况，徐达三彻夜难眠，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部分武装绝不能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改编。如果我们接受改编，那就是为渊驱鱼，送肉上砧，出卖抗日力量，这不是完全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吗？他找姜纪常同志反复研究，决定对周伯勋继续做工作，既要对他坚持统战，又要对他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同时确定了采取“收缩战线，保存自己，解编还枪于民，掌握精干武装”的办法，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吞并我党秘密培植的抗日武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徐达三采取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与秘密非法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与国民党周旋。于是他建议把他的随北特别区委书记的职务，该由刚从竹沟派来的曾同志担任。徐达三则集中全力做掌握武装力量的工作。为收缩战线，他将原来的联保武装临时解散，隐蔽到民间，把枪杆子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有些在当地已经“搞红了”的干部，便把他们撤走，或者转于地下工作，或者送去学习，采取了分散隐蔽的措施。对保留的基本武装重新又加以整编。开始编成一、二、三、五、六中队，经过陆续淘汰，形成三个中队的精干武装。同时还派党员干部蔡光耀、苏斌等同志分别掌握一、二、三中队，使部队的实权控制在我党手里。

五、千锤百炼始归来

徐达三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支精干武装保存下来，尽早回到党的怀抱。但眼前部队没有合法的名义，给养，吃饭都是问题，要带走暂时不可能。怎么办呢？当时，国民党五战区第一纵队（司令曹文彬），驻防天河口一带。徐达三分析这个纵队司令曹文彬的情况，认为他编并的是地方武装，实力不强，还不能一下子吃掉我们。为了使部队有合法的名义，有给养，徐达三决定去找曹文彬谈判。徐达三主动提出可以接受他们收编，但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保持我们部队的原建制，二是保持我们不变的独立性。曹文彬想把这支力量作为他的势力，满口答应了条件，把三支队改编成第一纵队独立大队，既解决了合法地位和给养问题，又坚持了我们党的这支武装的独立自主性。独立大队开到了天河口附近时，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欢迎。这又引起反共特务分子的注意。这时，姜纪常同志通知徐达三，曹文彬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是个叛徒、托派，要他提高警惕。

时过不久，姜纪常说的那个主任到独立大队来“拜访”，接着又派来三个政治指导员到独立大队。徐达三认为此人来者不善，他一面动员士兵抵制，使他们在下面没有立足之地，不能进行反动宣传，只得泄气的呆在大队部里；一面布置中队里党员骨干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搞特务活动。

一天清晨，部队刚起床。曹文彬派他的卫士来大队部找徐达三，要他到曹的住地去谈话。徐达三一到曹住处，曹突然问道：“你与八路军、新四军有来往关系？”徐回答:“没关系，我只知道打日寇，抗日救国！”徐当时想曹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呢？他正在思索的时候，曹文彬却将事先准备好的四十块银元送给他说：“你好好干，独立大队是你训练出来的，很不错。有机会，我一定保送你到重庆去上高教班。”曹文彬试探、怀疑、拉拢交织在一起的怪事，更使徐达三加倍警惕起来。此时此刻他的耳旁响起少奇同志的话：“如果国民党要吞并抗日武装，那就把这些武装拖到敌后，改编为新四军。”

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战区指使曹文彬纵队，对我解放区采取“挤”的方针，把部队从天河口开到应山北部，靠近了四望山。独立大队也到了浆溪店。就在这时，徐达三看到他们了要“挤走”新四军的秘密文件，证实了反动派的恶毒企图。同时又听到“竹沟惨案”的发生，感到形势越来越险恶了。他分析推断：寄栖曹部，坚持随北，待机再起的可能性小了，必须尽快创造条件把独立大队拖回党的怀抱。

  一天，徐达三以看地形为名，一口气跑了三四十里，登上四望山找到信应地委刘子厚。刘听取了他的汇报后，同意他提出的把独立大队拖回来的意见，还派了八个同志到独立大队，便于采取行动时有联络人员和向导。12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的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曹文彬趁机企图扩张自己势力。拼命地继续向前“挤”，把部队撒在四望山南麓仙寺畈一带。驻在四望山的信应地委和信应总队，撤离了四望山，南下到安陆赵家棚，展开反摩擦斗争。徐达三认为独立大队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为了摆脱曹文彬的控制，徐达三主动提出“请缨杀敌”，相机扩充独立大队的请求。曹文彬欣然同意并派他到郝家店去打游击。部队开到郝家店，遇见日寇扫荡。这时，周伯勋想把部队拖到他的万和店去，徐达三坚持要把部队拖着继续往南走，并表明只有靠近新四军，才有我们的出路，才能坚持抗战到底。周伯勋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主意，只好跟大队一起走。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在1940年1月胜利到达了预定目的地——安陆赵家棚。不久，独立大队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吞掉这支抗日武装的阴谋。后又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七团队三营，徐达三任营长。至此，在徐达三同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智斗勇，在随北独立自主地拉起的这支地下抗日武装，经千锤百炼，转战桐柏山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六、魂归桐柏山

这支地下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后，徐达三任信应总队三大队大队长、挺进纵队七团队三营营长兼教导员，豫鄂挺进纵队锄奸部侦察科长等职。1941年4月，新四军五师建军，他先后任师政治部锄奸部侦察科长、鄂东自卫团指挥部参谋长等职。1943年5月参与策动驻潜江伪军李正乾部800余人起义反正，被编入新四军襄南第一纵队，徐达三同志担任政治委员。1943年底，徐达三同志任新四军襄南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下半年，徐达三同志随五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同志到河南军区工作，参与开辟河南的工作，曾任豫南军政干校教育长。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徐达三同志按照组织安排，任随北县县长，负责随北地区的政权建设和为中原解放区部队筹集粮秣经费工作。1946年春，他奉命担任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少校参谋、宣化店国际招待所副所长等职。1946年6月，徐达三同志在大悟宣化店与美蒋谈判代表进行周旋，直至中原军区部队完成突围战役后才离开宣化店。追赶上大部队后在中原军区干部旅一大队任政委，与三五九旅一道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

解放后的1952年6月，徐达三同志担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参与领导全省的镇反工作和剿匪斗争。1954年4月后，他先后担任省工业厅厅长、机械工业厅厅长、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我省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徐达三同志遭受了残酷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任湖北省襄渝铁路指挥部副指挥长，省燃化局副局长兼应城化工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省石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1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担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为我省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徐达三同志因病于1991年9月27日在武昌逝世，终年76岁。徐达三同志对他长期战斗过的湖北省随北万和地区怀有深厚感情，遵照他的遗言，遗体于1991年10月7日在武昌火化后，骨灰撒在随北万和店桐柏山下，他的英灵又回到了他曾为发展我党抗日武装，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为之奋斗的桐柏山怀抱。

（参考资料：《七十年前的记忆》《随县烽火录》）

吴山红色保卫战

李旭斌

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算来县城大南门上贴出通缉李彩奇等人的“布告”已快四个月了，李彩奇逐渐模糊的画像早已再次换新，只是一万大洋的悬赏还没有主人，李彩奇依然活跃在随县的大地上。

此时谢远定已调鄂北特委，李抱一接任随县县委书记，李彩奇仍然是宣传部长。

枣阳总暴动失败后，反动势力十分嚣张。暴动前吴山团防局迫于农军的势力有靠拢的意思，现在变得动摇起来。土豪劣绅向贫苦民众肆意讨租、派捐、逼税；地方多股土匪窜出桐柏山，四处骚扰；“福音教”外国牧师与官府勾结，私下为他们提供情报，提供洋钱和洋枪，为虎作伥；团防局为所欲为，欺压百姓；税征所对农民层层盘削，这些都是社会的脓包，人间的恶魔，在他们的压榨下，广大农友早已血汗挤尽，汉东大地民不聊生。李彩奇认识到要革命就得先革他们的命，要暴动就得先扫除这些障碍，推翻他们。要推翻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不行。

在李彩奇组织指导下，报经李抱一同意，“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随县独立大队”在吴山正式成立了。彩奇担任总队长和党代表，尹先三、王少白、李锐志、刘子辑等分别为各大队大队长。

“随县独立大队”成立后，李彩奇到吴山“黄学”总队抽调精悍青壮年一百余人枪，成立“光蛋会”作为大队的后备军和发动群众的骨干力量。在“光蛋会”成立大会上，李彩奇慷慨激昂地讲道：“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有人不想叫我们活命；我们为什么要造反？是因为有人在残酷地剥削、压迫、欺辱我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不反抗就没有太平日子。中国人要想翻身，要想活的像个人，就要有骨气！就要拿起枪与他们血战到底。”

“我们要推翻这个吃人的世界！”“我们要血战到底！”现场响应的呼声一片。

李彩奇接着说：“是土豪劣绅、团防局、税征所压得我们喘不过起来。还有洋教堂的牧师，暗中与我们为敌，唆使土豪劣绅破坏工农革命运动，我们不当洋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洋人？要向他们一起开刀！”

李彩奇的话就是战斗的号令，会员们群情激愤，立即一拥而去，包围“福音堂”，查封教堂；没收土豪劣绅的不义财产，把土匪武装打败了，地方恶霸赶跑了。李彩奇巧妙地运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分别打击。他单枪匹马独闯吴山团防局，瓦解他们的组织，做争取工作，使团防武装愿意与农民武装联合，将其全部武装招安到农军队伍里来。

紧接着，李彩奇率领“光蛋会”兵分两路，分别捣毁吴山、唐王店两处税征所，处决了两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吴山征税总管王考，驱逐了所有税征人员；将罪大恶极的陈鼎三、萧大先等五人就地枪决，并出布告将他们的罪行公布于众。随后又查抄了冯哲三、杜均平、张士豪、宝老六、吴贻久等十余家大地主，将浮财分给农民，并把所有田契、租账本全部没收，集中焚毁。

在此期间农军共镇压土豪劣绅、团防地霸、土匪流氓二十余人；查抄土豪劣绅上百户。李彩奇在吴山地区第一次提出“废除一切捐税”、“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吴山的革命形势势如破竹，吓得土豪劣绅纷纷外逃。贫苦农民终于出了口恶气，个个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农友纷纷参加工农革命军，保卫胜利果实。

农民的革命举动，使随县反动当局吓破了胆。十二月，“清乡军”暂编第二军李纪才部，独立第三旅康彩舞部，纠集随北十余个团防局武装，于厉山成立“随县清剿总指挥部”，誓言三个月内必须全部肃清随北农民武装。

眼见黑云压城之势愈来愈浓，为了击退敌人的“清剿”，随县县委在唐王店古佛寺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县委再次改组，李彩奇任书记，杜品越为宣传部长。扩大会议决定整顿工农革命军，将大队扩编为支队；成立随县武装斗争总指挥部，李彩奇任支队党代表兼指挥部总指挥。统一了对所有农民武装的指挥和领导。

敌人对李彩奇和工农革命军恨的要死，怕的要命，发誓一定要斩草除根。“清剿”之战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终于打响了。“随县清剿总指挥部”指挥李纪才、康彩舞及反动团防武装联合行动，分四路向吴山的工农革命军进攻。李彩奇带领工农革命军主动迎敌，他指挥吴山大队在三合店通往吴山的大冲里巧设埋伏，再设计引诱三合店团防武装进入伏击圈，首先将这股团防武装歼灭，活捉团防局长社鹤闵，将其就地处决。回头又击溃净明铺乔厚甫部、万和文光宗部、唐镇张伯善部。李纪才、康彩舞见出师不利，赶忙收兵。农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清剿”。

敌人一时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表面上的撤退实际上是为更猛烈地进攻蓄积力量，对此李彩奇心里一清二楚。二月，“清乡军”独立第三旅旅长康彩舞调其二团之一部，纠合六个团防局武装，分兵三路偷袭农军唐王店大队。李彩奇早有准备，获取消息立即率吴山大队赶来增援，他分析了敌情和现场地貌，速派人送信命令唐王店大队主动放弃唐王店，朝古佛寺、铁山一带撤退。敌人不知是计，乘胜追击，紧咬唐王大队不放。他们边打边追，刚过铁山，忽然四周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此时他们虽然恍然大悟，知道中了埋伏，但已经来不急后悔了。农军占据有利地势，伏击康彩舞部，全歼敌军。后面赶来的几股团防局武装见事不妙，回头就跑，李彩奇带领农军乘胜追击，又击溃独立三旅二团、唐镇、净明、万福团防局大部，攻占了随北团防局联防总部。工农革命军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清剿”。

至此，随北以吴山为中心的方圆一百五十里地盘，已经被李彩奇的工农革命军完全控制，根据地人口达十一万人。

算来悬赏悬偿一万大洋捉拿李彩奇“布告” 已经贴出263天了。赏钱不但还没有主人，而且李彩奇的队伍越来越壮，势力越来越强，影响越来越大。

这一天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整个吴山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五千余名浴血奋战的农民战友聚集在镇前的河滩上，参加武装暴动成功暨吴山镇农民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

大会由李彩奇主持。李彩奇和县委几个主要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满脸笑容，都无比激动。李彩奇以洪钟般的嗓声宣布：“随北农民武装暴动胜利了！吴山镇农民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农民有生一来第一次选举自己的领导，通过举手表决，王兰如被选为吴山镇农民革命委员会主席。

霎时间：“农民革命委员会万岁”的口号声，犹如大海的波涛，顿时翻腾起来，那欢呼激荡着千年沉睡的桐柏山，震垮了地主资产阶级千百年的铁壁铜墙。

吴山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武装起义的胜利，工农革命军的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的形成，使湖北省的反动当局十分恐慌。刚刚成立的人民政权和“随县独立大队”已经成了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月，鄂北清乡司令李纪才发表《敬告鄂北民众书》，同时印发了《鄂北清乡司令部剿匪清共宣传大纲》。将襄、枣、随三县的驻军统编为“清乡军”。 五月中旬，康彩舞的独立旅调汉口整编，由第十七军第一师和第九旅承接随县的“清剿”任务。六月四日，随县清乡委员会成立，由县长严际鉴任委员长。《随县清乡委员会告民众书》警告全县人民：（一）严格清查户口，普遍建立户口册，采用族清其族、村清其村的办法逐人清查。（二）保甲连坐。发现“匪共”，保甲必须及时报告，查出隐瞒，罪及全保甲。 （三）清查民间枪支，烙印编号，统一调用，否则作黑枪论处。（四）红、白枪会和地方武装统一编入各区保卫分团（或保卫中队）。（五）对盘踞一方的“匪共”，由该会联合军队，动员地方，集中清剿。

鄂北清乡司令部把随县列为重点，电令随县驻军和县清乡委员会，务必在三个月内肃清“匪共”。随后敌人调集五个正规团和20多个保卫分团，共七八千人的兵力，实行分片“清剿”。 六月中旬，暂编第二军军长李纪才的第一师第一团二营及新城、三合店保卫分团的一千多人开始进攻吴山。李彩奇、王兰如分兵两路，指挥农军直属、吴山两个大队首先占据有利地形，奋力坚守，用罐子枪和罐子炮击退敌人的两次进攻。随后埋伏在肖家坡的唐王大队从敌人背后杀来，农军两面夹击敌军。经半日激战，将敌击溃，歼敌官兵六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子弹近万发，俘敌团长、营长、连长各一名。

李彩奇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一直在关注敌人的最新动向。获悉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展开更大规模的“清剿”。七月八日，中共随县委员会于吴山王家油坊村召开紧急会议，李彩奇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紧迫形势，吩咐大家做好充分的迎敌准备，并强调在战术上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只有看准了时机，适当的时候才可主动出击。

此时侦察人员火速来报，李纪才亲自指挥国民军暂编第二军一个正规旅和随、枣团防局武装力量共计四千余人，已经奉命从新城、鹿头、唐县镇三面进兵出发，矛头直指吴山镇。

针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李彩奇迅速将农军统一部署，确定财神庙为保卫吴山镇总指挥部，农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吴山、唐王两个大队组成，李子宾带领，负责据守地处吴山外围的财神庙，保卫财神庙总指挥部，以重火力，迎击敌人。一路由直属大队及两个农军大队组成，李彩奇带领，负责坚守吴山镇，牵制敌军主力，以便发挥财神庙重火力的威力。另外，鲁城大队及两个乡农军大队作为预备队，驻守宋家河一线，必要时打击驰援的敌人，接应自己的同志。

为了稳妥，李彩奇考虑再三决定派遣陈仁江连夜赶往鄂北特委，向他们求援。这一夜，李彩奇几乎没有合眼。散会后他连夜组织农军抢修吴山镇寨墙和炮楼，作为前卫防线；还动员妇女、老年人抢时间制铁弹子、瓷碎渣，以备铁铸的罐子枪、罐子炮需用。忙到九日凌晨，天还不亮，敌人的三路人马预期到达，已经旋风般包围了吴山镇。此时，吴山保卫战正式打响了。从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县城南门贴出悬赏万元大洋“布告”算起，再过21天就满一年时间了。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不除他们永远睡不着觉。

李彩奇和战友们只能连夜进入阵地。他隐约发现对面200多米远的地方，一群敌人正在修筑机枪工事，位置正对吴山寨墙的西门炮楼，看来他们已将那里定为攻击重点。

不能叫他们得逞！李彩奇赶忙派侄儿李锐志带领他的一个中队埋伏在这边寨墙内。

李锐志观察一阵感觉这个火力点如果发挥作用，对我军威胁很大，决心先把它干掉。于是他悄悄将枪口伸进寨墙预留的枪孔，瞄准其中一个敌人“叭——”就是一枪。由于天还没有大亮，加上经验不足，估算距离也有误差，这一枪打高了。敌人听到枪声立即躲到了半尺高的新土后面，呆了一会儿见没啥动静，3个敌人又冒出来继续挖工事。

李锐志瞄准敌人“叭——”又打了一枪。这次打低了，子弹落在工事边上。这回李锐志是故意的。敌人虚惊一场，以为农军都是土杆子队伍，枪打不准，便放心大胆地干起活来，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还大胆地探出半个身子，拿着望远镜向寨墙和炮楼上张望。没想到这会儿天亮了，李锐志也开始来真格的了，叭的一枪便将那个军官打了个倒栽葱。趁着另两个还没醒过神来，他又快速拉动枪机，退壳、重新上膛瞄准，一个点发，又将最后边的一个敌人打倒。中间的那个这才反应过来，撒腿就跑，但没跑出几步就被接踵而来的第3枪打倒在地，啃泥巴去了。

这时传来了不幸消息。去鄂北特委求援的陈仁江，昨晚途经三合店时，不慎被杜鹤闵的保卫分团截捕。他们用灌注水银、剥皮、刮骨等手段惨杀了陈仁江。并把尸体抬到杜鹤闵墓前，为其祭灵。求援计划失败了。

国民军老羞成怒，全面进攻随着天亮也开始了。农军中很多是参军刚几个月的农民，没有上过战场，这是随部队参加第一次战斗。李彩奇抽调“黄学”总队和“光蛋会”的同志与新兵相互掺插，以老兵带新兵，大家利用寨墙作掩护向敌射击，每次都有惊无险，打的敌人不敢抬头。

李彩奇到东寨前观察敌情，发现有个敌人在不远处一棵老树后刚好露半个身子，他抬手一枪，“叭”那个家伙应声倒下。又有个敌人赶忙趴在一大石后边，那家伙不甘心，似乎还想探个究竟，刚伸出半个脑袋，随着李彩奇“叭”的一枪，这家伙脑袋开了花。

敌人终于发现这个官样的农军是个神枪手，迅速组织了一队射击能手，集中向李彩奇这边猛烈射击。负责这边守寨的王少白和战友们感觉不对劲，急忙掩护他后撤，要他赶快离开。

“不要管我，坚守阵地！”李彩奇挣脱一战士手时将他的帽子带脱了，掉挂在一处墙头的树枝上。没想到那帽子引来了一阵乱抢。李彩奇见此又有了新主意。

随后李彩奇让战士们将军帽、毛巾、衣衫等用木棍顶着插在寨墙上，身边没有棍棒的就把枪捅条取下来，插在墙上，顶上帽子或手巾，用以迷惑敌人。这招果然很有效，敌人一直找不到守军的具体位置，发现这些假“目标”后，火力一下子分散起来。盲目的射击，白打子弹还花费力气。起身冲锋时，又发现一个个躲藏的“目标”都活了。他们压弹，射击；射击，压弹，都那么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经过全体农军战士拼死奋战，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看来敌人真的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中又甩下一片尸体，后退到更远的地点。看似无计可施了，只能集中炮火，对农军阵地施行狂轰滥炸。

王兰如悄悄对李彩奇说：他们坚持不住了，我们胜利在望。

“不！”李彩奇严肃地说：“敌人的撤退是暂时的，预示着将有一场更残酷的进攻。告诉大家，不能有丝毫怠慢。”

李彩奇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观察与思考。正在侦察敌情，他发现一群敌人正在200丈开外的空地上聚集，一定是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中间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军官还在指手划脚。李彩奇指着那军官对身边的王兰如说：“伙计，都说你的枪法不错，看见挎盒子枪的那个吗？试试你的枪法，让我开开眼界。”

王兰如二话没说，估计了一下距离，便端起一战士的步枪开始瞄准。王兰如一声枪响，那个敌军官一头栽倒在地上。其余敌人立即东逃西散，乱成一团。

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拿大炮出气，但炮弹都落在镇外。

下午2时多，天降大雨，李彩奇在雨中发现，百米开外有一个敌军官正躲在树后挥动小旗，明显是在指挥新的进攻，他将枪口瞄准大树，当那家伙再伸出手时，一发枪弹如电光石火般飞过，小旗落地，那军官握着受伤的手便往回跑。李彩奇眼疾手快，迅速推上几发枪弹，“叭勾”一声，那人一头栽倒在地。其余敌人一下子乱了营，连滚带爬地往回跑，一时间不敢发起进攻了。一举拿下吴山镇的企图终于成了泡影。

当天夜里，敌第一师一团二营从唐县镇驰援吴山，在宋家河遭到鲁城工农革命军大队的伏击，溃退唐王店。

第二天凌晨，敌人求胜心切，组成了200多人的敢死队，集中6门山炮掩护敢死队从正面猛攻炮楼。农军严阵以待，以罐子枪和罐子炮杀伤敌人，敢死队被农军杀伤过半。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大东门炮楼前积聚了很多敌人，看来他们已豁出去了，大炮、机枪不知道有多少，不停地炸，玩命地扫。面对疯狂的反扑，那边王少白的大队快顶不住了，请求支援。李彩奇、和王兰如抽调一部分人员迅速增援大东门，并派人到北门要刘子辑也抽调一部分人过来。

大东门也是吴山镇的正门，敌人一直将主要火力放在这里，所以这里的守军牺牲伤亡很大，几乎弹尽粮绝，同志们还在誓死抵抗。

大东门门前是河堤，河里有水，河堤上、河水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冲上来的敌人。李彩奇带来增援的农军都是有经验的老队员，他们沉着应战，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枪一个，转眼间就撂倒了一大片敌人。敌人的进攻队形被打得稀里哗啦，后边的拼命往河堤王子草林里钻，但仍逃不过复仇的枪弹。

李彩奇身临大东门现场指挥，先后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毙敌三百余人。仅彩奇个人就击毙三十多个敌人。

敌人始终不甘心失败，接着新一轮更疯狂的进攻又开始了。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这次先以炮火为主，不惜一切代价地对东门炮楼和寨墙进行一番又一番狂轰滥炸。寨墙大多是土打和石砌，很快大东门炮楼边的土墙被炸倒，刚好将李彩奇埋入土内，他当即昏厥过去。“总指挥！”“李书记！”王少白和战士们冲上来将他救出。

李彩奇是被敌人炮声震醒的。睁开眼睛看见战友们还在殊死搏斗，能有效阻击敌人的寨墙被炸倒了，东门炮楼也跨塌了一大半，土坯、檩木被炮火烧焦，烟火气与土腥气夹杂一起，直扑咽喉，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地上满眼都是鲜血和尸体，说不清是敌人的还是战友的。站立着的半边炮楼上，两支未彻底断掉的檩子将农军的红旗高高挑在半空，仍然在顽强的飘扬。

看见那面旗帜，李彩奇立刻又精神百倍，他一把扯开胸前的纽扣，露出剧烈起伏的胸脯，抓过身边一牺牲战士的枪，跳起来高喊：“打！给我狠狠地打！”

这时王少白、李锐志过来了，刘子辑也带人赶到了他身边，王少白说：“你看，敌人又开始冲锋了，没有寨墙我们很难顶住，总指挥，你赶快带领同志们突围吧！我来掩护大家。”

刘子辑说：“对！不能硬拼了，总指挥，你快走吧，我们拼死也要掩护你冲出去。”

这时敌人已冲进街内，双方正在进行肉搏，我军伤亡较重。李彩奇果断地说：“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你们先走！”

“不！你是总指挥，你得……”不等刘子辑说完，被李彩奇堵了回来，他吼道：“不准罗嗦！少白、子辑你们先走，去财神庙与李子宾会合。李锐志跟我一起走，带领一个中队退守到北边高地，掩护农军和百姓撤退。”

李彩奇刚喊罢，右腿不幸被敌弹击中。王少白连忙架起李彩奇叫道：“总指挥受伤了，还是你们先走吧！我来掩护。”

李彩奇大吼：“快走！服从命令！”

李彩奇自己撕下布衫，将正在流血的伤口包扎住，带着侄儿李锐志边打边朝北边高地撤退。敌人像蚂蚁似的向吴山街扑来，李彩奇带伤坚持反击，利用有利地形，用土炸弹将他们一次次击退，为群众和战友安全撤退争取时间。

在农军撤完之时，李彩奇这边已经弹尽粮绝。好在尹先三、王少白他们又杀了个回马枪，打退了敌人，掩护李彩奇和战友们撤出阵地。不幸的是，王少白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

部队退到财神庙后才发现，山上山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地上的一切都被鲜血染红。想必这里的战斗远比吴山镇那边严酷。财神庙三面靠山，一面临河，寨垣以片石垒砌，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所以李彩奇将县武装斗争总指挥部设在这里。寨内还有火药库、枪炮铸造厂，粮食和弹药也比较充足。如此重要之地，也难怪敌军将其作为攻击重点。他们三路合围财神庙，李子宾带领农军据险坚守，使敌人一天多的进攻不但不能秦效，反而伤亡三四百人。傍晚之时，敌人老羞成怒，以密集的炮火猛轰财神庙。多位农军战士当即被炸死，更为严重的是位于南门楼的火药库中弹起火，使战局急剧恶化。

李子宾带领农军在激烈的搏斗中坚持到天黑，农军趁夜色从北面突围。因天黑山陡，敌军火力太猛，农军伤亡很大，突围到北山时只剩下400多人。为掩护大家撤退，陈正富带领30余农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大部分战死，陈正富也壮烈牺牲。

农军的火药库被炮击起火，加之子弹没有了，李子宾已经率部突围到北山。他留言要李彩奇到北山会合。

寻访叶开寅故里

张    幻

辛丑年年后，气温乍暖还寒。随州市作家协会一行人，驱车来到广水武胜关镇楼子冲村，寻访革命先烈叶开寅的光荣事迹。

汽车在曲折蜿蜒的乡村公路上行驶，楼子冲村转眼就呈现在了眼前。

这是一个一眼望去似乎并不起眼的村庄。

与记忆中的山清水秀的乡村印象一致。楼子冲村村口是一条终年流淌着的小河，村民称它为腊水河，腊水河周边是高低错落的农田，村里的农房外立面被统一刷了白色，各式各样的树木环抱着农房。

广水市党史市志办朱幼林副主任全程陪同并提供了热情地讲解。

叶氏祠堂位于楼子冲村的一处地势较高的土坡上。院墙由一块块地青砖砌成，侧边院墙三四米高，大门外墙足有6米高；正中间是一扇朱红色的大门，约有一人来宽；门头设计呈旧式拱形，岁月流逝，墙体斑驳，但是门上方的五角星和祠堂名字仍然清晰可见。祠堂大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立着精致雕刻的门鼓石，左边的门鼓石的图案寓意是耕读专家，右边的图案寓意是平平安安。

关于叶氏祠堂的修建过程，在当地是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那年恰逢洪涝灾害，许多农户本就家境困难，受灾后更是难以为继。原本叶氏家族已拟定兴建计划，准备召集自家人员一起动手建祠堂，但叶开寅烈士的父亲感念灾民疾苦，主动提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让受灾农户前来帮忙做工，工期内由叶家全权负责吃住，以此解决部分农户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方圆百里内的受灾农户闻讯后纷纷报名参与兴建，占地15庙的叶氏祠堂以最快的速度完工，受灾农户也通过做工渡过了洪灾后最艰难的日子，老百姓们对叶开寅烈士一家的善心善举无不称赞。

叶氏祠堂是一处重要革命遗址。叶开寅多次在此秘密开会，组织发动革命斗争活动。

当天前去瞻仰拜访的人不算多，叶氏祠堂周边少了些熙熙攘攘，多了些宁静质朴。

一行人怀着无限敬仰，边走边看，缓慢前行。

伸手抚摸了那充满历史感的墙壁，厚实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够感应到楼子冲村的过往，历经风风雨雨洗礼后，革命遗址的威严肃穆丝毫不减。

站在祠堂门口，清风徐徐，花香缕缕。

时至初春，各类小草破土而出，柔柔地拂着裤管。腊水河对岸的几片农田里，油菜花已经悄然绽放。河周边丛林里的枯树枝已慢慢冒出了绿芽，四周还围绕着各式各样的小野花。

抬眼远眺，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厚重的云朵，辽阔的田野，大片的新农村小洋房。通村公路依着洋房，像一条白色的丝带弯曲缠绕。

在这样一个美丽和谐的春天里，更加适合追忆往昔峥嵘岁月，感恩革命先烈舍生忘死为我们换来的新生活。

在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下，叶开寅烈士的侄儿为我们生动地讲起了有关叶开寅的故事。

故事不算长，但足以催人泪下。

叶开寅，广水腊水河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原籍湖北孝感东小河聂家场，本姓聂。清朝末年，其祖父举家迁居广水，在纳水河定居下来。因担心孤门独姓受人欺侮，故将“聂”姓改为纳水河一带的大姓“叶”。

叶开寅1岁丧父，7岁时母亲把他送到纳水河一所私塾读书。纳水河位于京汉铁路广水车站的入口处，交通便利，消息灵通，私塾先生常向学生讲些时事。15岁那年，叶开寅辍学，到广水火车站修配厂当铁匠。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热潮，应山城关和广水各界都举行了声援大会，叶开寅也随铁路工人参加了游行。

1926年8月，叶开寅正式加入工会组织，并成为工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同年10月，驻广水的北伐军第八军第四师政治部派出政工干部，在广水火车站组织了进步团体“青年社”，叶开寅是首批被吸收到“青年社”的社员。他经常与社友一起集会，听取政工人员宣讲革命道理，参加游行示威等爱国活动。同年1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广水分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叶开寅是纠察队的一名队员。他爱憎分明，常与其他纠察队员一起，捕捉土豪劣绅，参加各种会议，还站岗放哨，维持公共秩序，不久就成为工人纠察队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叶开寅担任中共应山县委工运部长，组织工人支援应山农民斗争。

1928年初，叶开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叶开寅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了大会，并作为代表发言。由于叶开寅长期做革命实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简短的发言中，先介绍了京汉铁路南段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情况，接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盲动主义进行了抨击。虽然当时叶开寅只有21岁，但他那流利的口才，精辟的见解，赢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赏。由于叶开寅有实际工作业绩，又在六大期间显露出才华，随后他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9年，叶开寅回广水领导工人铁路运动，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关进湖北监狱，敌人软硬兼施，时而以高官厚禄引诱，时而严刑逼供，企图将湖北的党组织彻底摧毁，但叶开寅把自己的生死早就置之度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敌人气极败坏，不久便将叶开寅枪杀于武昌通湘门外。

英勇就义那年，叶开寅年仅22岁。

22岁啊，在如今这个时代，那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兴许脸上还带有几分稚嫩懵懂，还被父母捧为手心里的宝。而叶开寅烈士却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选择了为国捐躯，成就大义。

春风浩荡，唤醒万物，也将一抹抹红色记忆吹落在了我们心底。

讲故事的人讲到哽咽，听故事的人湿了眼眶。大家许久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陷于了沉思。

曾经看过一段关于某历史剧的评论，写的非常贴切。评论里写道“那个时期的中国，就像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在一次次看不到希望的打击中浑浑噩噩坐等死亡的老人。但看这部剧的每一个人，无一不会心潮澎湃。因为那一代人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探索，热血和信仰”。

以叶开寅烈士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正是如此啊，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站了出来，抛头颅、洒热血，坚守初心使命，与敌人顽强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没有放弃过革命理想信念。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行走在叶开寅烈士故里，深受其精神感召。透过楼子冲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仿佛能看见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看见无数个像叶开寅烈士一样的革命前辈们，他们那刚毅笃定的眼神、义无反顾的身影和无惧艰难、无畏牺牲、“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一行人在叶氏祠堂虔诚地合影，然后挥手与村民告别。

临别时，腊水河的水依旧缓缓流淌着，细流涓涓，无声无息，像叶开寅烈士生前一样的沉稳淡然。一排排的白杨树静默地伫立着，像是志愿守护英雄故里的卫士。几只春燕一会儿振翅奋飞，一会儿贴着河面盘旋，似乎想留下我们，将许多许多的革命故事一一与我们诉说。

离开村庄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叶开寅烈士的事迹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明明只是去了趟烈士故里，却感觉是从战争年代穿越回来，亲眼目睹了革命先烈那些奋不顾身的场面，思想受到了震撼，灵魂受到了洗礼。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当年革命先烈的憧憬，今天已化为灿烂的现实”。今时今日，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这代人何其有幸，能够生于这样安定祥和的时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用心聆听红色故事，感悟英雄事迹；更应传承红色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借用《觉醒年代》里李大钊先生的一句台词：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里，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而且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半世沉冤化甘露

衔笔书史

199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王震上将，接到了一封署名为马希良的信。

对于这个名字，王震并不陌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原名马兴的马希良，就是359旅里著名的“小秀才”，曾经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王震还专门把他调进了教导连，鼓励他好好学习，做359旅的“大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希良转业到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此后的40多年里，两人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湖北，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今，这位昔日的老部下，为何又会突然来信呢？

拆开信封，一件尘封了45年的旧事，重新浮现在王震上将的眼前......

1000担救命粮

1945年10月，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重新恢复了359旅番号，与新四军5师、嵩岳军区部队以及晋冀鲁豫军区的一部分队伍胜利会师，组建起了声名赫赫的中原军区。

这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胜利，但王震等中原军区领导人，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因为，老对手蒋介石又要来了——

在建立之后不久，中原军区便已经开辟出了横跨河南、湖北、安徽等多个省份、60多个县的解放区，并成为了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

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原军区的存在，可以“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随县）枣（枣阳），以扰荆（荆州）襄（襄阳）；并可切断我平汉路中原之大动脉！”

正因如此，中原军区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此时，《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也不敢公然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搞搞小摩擦、拉拉封锁线，这个胆子，蒋介石还是有的。

1945年底，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中原解放区附近的小股国民党军队，开始频繁地发起蚕食式的进攻，想要逐步压缩解放区的面积，最终达到消灭中原军区主力的目的。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中原军区奋起反击——从11月9日开始，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王震指挥359旅，在湖北枣阳、河南唐河等地，与国民党进犯部队进行了多次战斗，连战连捷，大大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1946年1月，按照中原军区部署，王震率359旅进入湖北随县，驻扎在涢水河畔的环潭镇一带，在此扼守中原解放区的西南门户。

然而，刚刚到达环潭镇不久，359旅就遇到了麻烦——

这一年，湖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几场大雪下来，环潭镇通往外界的道路全部被封，数千战士的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

眼见部队的存粮一天天减少，359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催着军需干部想办法搞粮食。

然而，几天过去了，外出筹粮的干部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带回的结果非常一致——筹不到。

环潭镇虽然号称“小汉口”，但却是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城镇的繁荣，大半依赖于便利的河运条件。如今大雪封山、河流封冻，百姓手里的余粮也紧张得很，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食供应部队。

郭鹏和王恩茂凑在一起合计：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用不着国民党的军队来打，我们自己就撑不住了！

无奈之下，郭鹏和王恩茂决定，只能向地方的同志们求援了。

经过联络，两人找到了时任中共鄂北行署的专员李实，向他描述了部队当前的困境，希望地方上的同志帮助解决。

出乎郭鹏和王恩茂的预料，李实答应得非常痛快：“部队地方是一家，你们受困，我们一定帮忙。给我几天时间，保证完成任务！”

见李实拍了胸脯，郭鹏和王恩茂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部队。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时的李实，才真的是“压力山大”。

中共鄂北行署，听起来名头响亮，但实际上，李实的手下只有寥寥几个工作人员，就连个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靠着这点人手，要在短短几天里筹集数千人马的粮食，简直是天方夜谭。

虽然困难重重，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李实只得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动员起来，开始四处筹措粮食。

忙活了好几天，成绩却让人丧气——行署所有工作人员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筹到的粮食还是少得可怜，压根派不上什么用场。

就在这时，李实突然灵机一动：我怎么把这家人给忘了？！

李实想到的，是环潭镇廖家寨的开明士绅廖友湘家。

在环潭镇上，廖家算得上首富——廖家不仅在本地坐拥大片土地，在湖北应城县等地的石膏盐矿里，也有大笔股份，可谓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与一般的地主不同，廖家虽然家财万贯，却向来不爱结交国民政府的官老爷，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邀请，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意思。

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廖友湘的儿子、思想开明的廖复初开始参与家事，曾经私下里多次向新四军5师捐款捐物，也算是为抗战事业出过力。

有了这层关系，李实决定，要到廖家寨里走一趟。

但不巧的是，当李实上门拜访时，廖友湘、廖复初父子正在盐矿上料理生意，家中能管事的，只剩下了廖友湘的母亲、一个已经90高龄的老太太。

看着这位拄着拐杖、老态龙钟的老妇人，李实心里不禁有些打鼓：这粮食，能借出来么？

没想到，当李实说明来意时，老太太说出的话，却让他敬佩不已：“共产党的名声，这几年我老太太也听说过不少，那是信得过的。我们廖家虽然凡事不爱出头，但也是明白事理的，不是守财奴！李长官的要求，我们一力承担，说个数吧！”

老太太的这一番话，让李实又惊又喜，他连忙掏出早就拟好的、盖有中共鄂东行署大印的借条，恭恭敬敬地放到她的面前，说道：“我们只借用1000担白米，等到今年秋天，一定如数奉还！”

老太太瞅了一眼借条，点了点头，对管家说道：“吩咐下去，开粮仓，套车！再拉上些肉、菜，一起送去！”

说完，老太太拿起借条，两手一分，借条就被撕成了两半。老太太对李实说道：“这借条毁了，这批粮食，就算廖家捐献的吧......”

一封特殊的来信

从廖家大院走出的那条长长的运输队，不仅解了359旅的燃眉之急，更永远铭刻在了李实的心头。

正因如此，数十年之后，当李实委托老朋友马希良，代他执笔撰写回忆录时，便着重谈到了这段往事。李实感慨地说道：“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1990年初，李实的回忆录出版了，随后，不少杂志都进行了摘编转载，特别是《我为359旅筹军粮》这一篇，读者反响颇为热烈，作为执笔人的马希良，自然也小小地“火了一把”，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对他的文章大加褒扬。

然而，1990年秋天，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却让马希良吃了一惊——

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马希良先生，由你记录整理、李实口述的文章《我为359旅筹军粮》，读后令我感慨万千。

您在大作中所写之‘廖家’即敝人之家，廖复初即敝人......"

自己文章中的当事人居然还活着，这让马希良颇为惊喜，但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却有些坐不住了——

在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之后不久，廖复初的祖母和父亲就相继谢世，廖复初成了廖家新一代的家长。

到了1948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各方大员成了惊弓之鸟，开始拼命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好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在这种情况下，应城县的石膏盐矿，就如同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自然逃不过这些国民政府官员的手心。

为了保障自家的利益，廖复初在无奈之下，出任了应城石膏盐矿的自卫队队长。有了这个身份和手下的百十杆枪，廖复初才能更好地与当地的官员周旋。

然而，刚上任不久，矿上就出事了——

1948年的一天，矿上突然闯进来一群面露凶光、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工人中抓出3个人，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五花大绑，押上车带走了。

听到工人的报告后，廖复初连忙赶到县警察局，拿出自卫队长的派头，要求他们尽快放人。

没想到，警察局长比廖复初还横，趾高气扬地说道：“廖队长，已经查明，这3个人是共产党。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少插手！”

警察局长的话，让廖复初心里“咯噔”一下，他强笑着说：“不可能吧？这3个人跟随廖某人多年，不会是共产党。希望局长给廖某一点薄面，高抬贵手吧！”

虽然廖复初好言相求，但警察局长却不为所动，将他赶了出去。

回到矿上，廖复初连忙派了几个亲信，找工人打探情况，务必要搞清楚这3个人的真实身份。

没过多久，情况便查清了：近期以来，这3个人经常在工人中宣传共产党的思想，警察局长所说的，十有八九是真的。

这下子，廖复初踌躇起来了——虽然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势越来越大，但“县官不如现管”，应城县这一亩三分地，还是国民政府说了算，一旦插手共产党的案子，弄得不好，连自己也得搭进去！

就在这时，廖复初想起了他的祖母、想起了祖母口中那个诚恳而和气的“共产党长官”、也想起了这些日子以来，国民党官员对他们家花样百出的盘剥......廖复初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3个人救出来！

第二天一早，廖复初提着白花花的大洋，开始挨个拜访应城县里的各路“大佬”。经过上下打点，花去了大笔现洋，终于将这3名共产党员救了出来。

虽然将人救了出来，但廖复初心知肚明，这3个人已经被国民党盯上了，如果继续留在应城，依旧是凶多吉少。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廖复初给了3人一笔钱，并派人连夜将他们送到了武汉躲避，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1949年4月，应城终于迎来了解放。

在解放应城的过程中，廖复初命令矿上的自卫队员放下武器，敲锣打鼓地欢迎解放军进驻石膏盐矿。

由于廖复初的良好表现，应城解放之后，他被推举为石膏盐矿的民意代表，参加了应城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为石膏盐矿恢复正常生产、维持应城县的经济稳定做了大量工作，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多次嘉奖。

然而，在1951年，一场大祸却突然向廖复初袭来——有人揭发他曾担任矿上的自卫队队长，他也因此被关押审查了。

在审查期间，又有人揭发，廖复初的祖父，曾经带领家中的佃户，与段德昌烈士率领的湘鄂西红军发生过对抗！

这两桩“罪名”，让廖复初百口莫辩，在这一年，廖复初被应城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辛酸的牢狱生涯。

39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6月，廖复初终于被释放出狱，这时的廖复初，已经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唯一使廖复初慰藉的是，在这39年里，他的妻子一直没有改嫁，而是辛辛苦苦地将几个孩子拉扯长大，都在武汉成了家。

然而，根据当时的户籍政策，廖复初只能回到原籍应城生活，如果到武汉与家人团聚，廖复初就成了“黑户”，失去了一切应有的保障。

为此，在出狱之后，廖复初多次向当地政府提出投诉，要求平反，然而，由于相关人员多已去世，又没有证据支持，廖复初的平反要求迟迟没能实现。

就在这时，廖复初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马希良的文章，这让他不禁眼前一亮，这才提笔给马希良写了信。

捡破烂的离休干部

读完这封来信，马希良心里沉甸甸地，作为一名359旅的老战士，马希良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曾经帮助过359旅的廖家做些事情。

但这件事情的亲历者李实，这时已经因病去世，而廖复初曾经营救过的那3名共产党员，更是无从找起，想要为廖复初平反，实在是困难重重。

这时，马希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决定要给自己的老领导王震上将写一封信——这也就是在本文开头中提到的那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马希良将廖家捐献粮食、廖复初营救共产党员以及他之后的遭遇都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并且诚恳地写道：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凡是为党和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朋友，我们党不要忘记他们......恳请老首长在万忙中，拨冗过问并帮助解决其实际困难，给廖复初以应有的政治待遇。只有如此，方可体现人民军队的负责精神。”

将这封信寄出之后，马希良又按照来信的地址，专程登门拜访了廖复初老人。

虽然在登门之前，马希良已有心理准备，然而，当走进廖复初家的那一刻，廖复初老人的清贫生活，仍然让马希良感到心酸和内疚。

在临走之前，马希良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00元钱，放在了廖复初老人手中，说道：“我将你的情况反映给了民政局，这是政府给你发放的救济金，你千万收好！”

马希良所说的“救济金”，不过是马希良担心廖复初拒绝，而临时想出的托辞——在马希良看来，廖家曾经帮过359旅的大忙，如今，正是自己这个359旅老战士替部队报恩的时候了。

有人可能觉得，这100元钱实在不起眼。但在1990年，武汉市的社会平均月工资不过184.83元，这100元钱，已经算是价值不菲了。

虽然马希良是离休干部，但由于妻子没有收入，自己身体情况也欠佳，要定期拿出100元钱补贴廖复初老人，也是相当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马希良平生第一次动起了“创收”的脑筋——他将目光投向了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一座“垃圾山”。

此后，马希良便手持着一个长长的竹夹子，背着一条麻袋，出没在垃圾山上。

凡是能换钱的废品，都被他收集起来卖给收购站，换来的钱，每积攒到100元，他便寄给廖复初，而寄钱的借口，仍然是一成不变的“救济金”。

马希良的行为，让很多不明其中曲折的人们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身为离休干部，还要去捡破烂，理由只有一个——想钱想疯了。

于是，在马希良所居住的小区内，一时间物议如沸，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钱串子”、“吝啬鬼”的称号都加在了马希良的身上。

然而，马希良却处之泰然，他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廖家的事情，不明真相的人可以不管，但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就绝不能放着不理！”

尾声

在读过马希良的来信之后，王震上将感慨万千，当即做出批示，要求重新审核廖复初的案件。

1991年国庆节，应城法院给廖家发去了判决书：撤销原应城县矿区人民法庭特刑字第11号刑事判决，宣告申诉人廖复初无罪，给予一定补偿......

得到消息之后，马希良又一次赶到了廖复初家，两位老人相拥而泣，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在廖家的大门上，高高挂起了一副由马希良亲笔撰写的对联：

半世沉冤化甘露，一生喜泪颂党恩！

新四军五师在吴店

天高云淡

新四军五师转战吴店

1939年1月17日，为了执行中原局关于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李先念（化名李威）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一百六十多人从河南竹沟南下。在信阳南边的黄龙寺见到了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向他宣传了新四军抗日救国的道理，取得了李德纯的支持，为后来创建四望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队伍经过河南新店，翻过分水岭进入应山境内，在塘畈大石屋遇到一支国民党民团，李先念向国民党团长宣传了国共合作及新四军的抗日主张，民团长表示愿意积极配合。部队来到浆溪店，住在街北头的几间民房里。随后他们就以浆溪店为落脚点，在鄂豫一带开展一系列联络工作，在刘子厚，危拱之等同志的配合下开创四望山抗日革命根据地。

1939年2月17日，李先念一行前往随县大洪山与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石毓灵商淡合作抗战事宜，又与中共鄂中区党委取得联系，研究了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18日从随县天河口返回浆溪店时天上飘起鹅毛大雪，一行人只得在一座山神庙里渡过了农历1938年的除夕。

1939年2月26日，李先念派周志坚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两个中队，从浆溪店出发到应北与中共应山县委和杨常安的游击大队取得联系。部队走到余店正好遇到日军150多人在余店“扫荡”，周志坚立即指挥部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毙二十多人，败撤随县淅河。余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鄂豫边区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作战，并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鼓舞了民心，得到国民党部队的好评，有利于统战关系。随后开创了四望山革命根据地。

1939年5月上旬，陈少敏从河南竹沟率60余人到达浆溪店土门，花山一带休整并开展工作。6月6日陈少敏一行在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

1939年11月16日，朱理治，刘少卿，黄春庭等600多人在陈少敏的接应下，来到四望山根据地的龚家湾，在那里召开了“四望山会议”。正式确定党组织名称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部队新番号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并且做出将抗战指挥中心向鄂中发展的决定。

1939年年底，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陆续向京山八字门转移，四望山抗日革命根据地除留下一些负责人外，一直有新四军在这一带活动。（黄春庭和夫人吴敏为了战斗的需要，撤离四望山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一一黄延安交给一户陈姓农民扶养。）

1945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李先念领导的新五师力争在豫鄂一带开创一片更大的革命根据地。4月24日，李先念率领新五师主力3千多人进驻花山，张岗一带。4月26日，国民党应山县县政府从浆溪店尹家塆迁往吴店。4月29日，李先念率五师进驻浆溪店，司令部设在何家塆。

为了巩固四望山根据地，1945年5月1日，周志坚的十三旅一部及应随独立团，开始了驱赶吴店国民党应山县政府的战斗。5月5日，国民党128师，85师，从高城出援接应，国民党应山县政府余众拼命突围。21日全面恢复四望山革命根据地。随后新五师首脑机关及后勤机构陆续由大悟向浆溪店一带转移。不久，李先念将司令部设在尹家塆（以前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

1945年7月，8月，国民党分两次组织部队围攻四望山地区均以失败而告终，以浆溪店为中心的四望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5年8月30日，李先念率众在尹家塆南头大地隆重召开欢迎程道荣起义大会。程道荣原为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因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在地下党的统战关系下，率部五千多人及携带装备精良的武器，参加了李先念领导的新五师。

1945年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中央局在浆溪店尹家塆正式组建，郑位三为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鄂豫皖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

《双十协定》刚刚签署，蒋介石即密令各战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原局势日趋紧张。

1945年10月中旬，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北返，在吴店与五师主力会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1945年10月17日，遵照中央关于为稳定中原局势牵制国民党军队，准备打几个大仗的指示，在吴店举行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誓师大会。

1945年10月20，鄂豫皖军区发起桐柏战役，到24日，取得了相继攻克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的胜利，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中原局常委。同时成立中共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政委郑位三，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副司令兼参谋长王震，副司令员王树声。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后勤机关仍设在浆溪店一带，司令部仍设在尹家塆。

1945年11月上中旬，中原军区开始发动桐柏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由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中原军区情况日益严重。

1945年12月25日，中原军区为了调动敌军，做出决定，除江汉军区和河南军区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12月底，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后勤机关陆续转移至大悟宣化店，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原突围”。

一场婚礼

这是汤婆婆生前讲的一个故事，汤婆婆就是地基塆胡家大屋的儿媳妇。据她说，胡家以前有田有人，后来一场瘟疫死了很多人。她嫁到胡家时，她家只剩下公婆和她丈夫，后来又生了个儿子。（1945年以前）公婆贤惠识大体，是家里当家人，丈夫本份善良。（后来又生了个姑娘后，丈夫因病去世，她又改嫁到姓伍的人家，又有了三个儿子。）祖上留下一些田产，房屋，在当地还算富有。

一九三八年十月，应山被日本人占领。一九三九年末国民党应山县县政府，迁到了浆溪店的尹家塆。国民党县长的家眷就住在胡家偏房，（她没结婚已住进去了）四五年初，新四军来之前才搬走。

  新四军来了，她家又住进了新四军家属。她讲的这场婚礼就发生在她家。

她讲:一天，她婆婆告诉家里人，有个新四军大官想借她家举行一场婚礼，她婆婆还担心在她家拜天地，入洞房不讲究，又不敢不同意，一家人都有点担忧。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吃罢早饭，来了几名新四军战士，其中还有女战士。先把她家里里外外清扫干净，又摆上桌凳，烧好茶水，又弄来一些花生瓜子。然后来了几名新四军干部，其中就有当天结婚的新郎倌。大家都穿着整齐干净的军装，如果不是从谈话和年龄上，根本看不出来新郎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快到小晌午，听到门外的战士喊"来了，来了，新娘子来了"。汤婆婆（那时候也只二十多岁）连忙到门口看热闹。只见远处的路上来了三名新四军女战士，这边除了几名战士去迎接外，又没吹喇叭，又没放炮仗。塆里老百姓和新四军家属也出来看热闹。过了一会，三名女战士走到她家门前。女战士也都穿着整齐的军装，全都留的运动头，戴着军帽，漂亮英武。新娘走在中间，胸前好像戴着一朵红花。（她也用的好像）

屋里的人立刻出来把她们迎接进正屋。新郎新娘握了个手，并排站在一起。然后，来的领导站在他们前面说了一些话。（内容她也说不清）最后大家都坐下来，一边喝茶，吃瓜子花生，一边聊天。过了好一会，有战士进来，喊大家去隔壁吃饭。于是大家都站起来和汤婆婆家里的人告辞，新郎新娘还一再拉着她公婆的手表示感谢。

汤婆婆讲这的时候，是满脸笑容。她说“那时候，还以为新四军大官结婚一定很热闹哟，哪晓得就是那简单”。

欢迎程道荣起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五师重回四望山抗日革命根据地，不久将司令部设在浆溪店尹家塆。尹家塆附近的几个塆也都驻扎着新五师的部队，四周的山顶上都修有战壕工事。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在尹家塆南头一块大地上，隆重举行了欢迎程道荣（程耀德）起义大会。大会的前一天，新五师就在那里举行了大型文艺汇演，新四军战士和许多老百姓都在观看，演出的非常好。我估计那是为了庆祝抗日胜利，举行联欢。

那天四周的山岭上明显多了许多新四军战士，老百姓中有传言，说有一队国民党军队要来尹家塆参加联欢，胆小的怕现场打仗不敢去。徐从志老人讲，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只想看热闹，不晓得怕，到过现场。围观的老百姓，都离的比较远，比头一天少了很多。他说那天天气很好，将近中午的时候，一队国民党队伍来到那里，新四军战士夹道欢迎。事先大地上都已用石灰一排排打好了印，国民党士兵按顺序席地坐在指定位置。在进入位置前，都已经按要求卸了枪栓。主席台（也是表演台）就设在大地边的山脚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原样，二OOO年中央电视台还现场拍摄过。）

首先是程道荣在主席台上讲话，然后新五师的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讲话。现场气氛比较热烈，新四军战士和国民党士兵都纷纷鼓掌。最后程道荣再次讲话，大意就是说部队要接受新四军的整编。当时会场上也有一两个国民党士兵站起来反对，很快就被指定的国民党士兵控制。

随后国民党队伍被带到浆溪店，走到街北头时，迎接的新四军战士就在两个国民党士兵中间插一名战士。部队到了浆溪店南头的下店，（五师的部队驻地）就统一换成新四军的服装，成了新五师的一员。

  程道荣，河南平舆人，曾经在吉鸿昌旧部干过，后来领导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抗战胜利后程道荣被任命为河南挺进军十三纵队司令。他以前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抗战期间和共产党配合的相当好。因为对蒋介石的内战不满，在任质斌，齐光等的直接联络下，率部投诚了新五师。他的部队共有五千多人，武器装备都比较精良。他的起义对新五师的作用和意义非常大。

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程道荣被委任为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大军南下时下落不明。

参军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先念率领新五师重回四望山革命根据地。司令部设在浆溪店尹家塆一户姓郑的农民家中。郑家有位儿子，名叫郑志富，那时十五六岁。经常跟司令部的警卫员，通讯员打交道，而且他们年龄也大不了多少。郑志富很羡慕他们穿军装跨手枪，没事总爱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那些外面的事，革命的事，郑志富更是充满向往，一心想参加新四军。但是他也知道，他是家中独子，父母绝对不会同意他参军。他决定先不告诉父母，遇到机会偷偷跟着新四军走。

这一天终于来了，他听警卫员说，部队马上要开拔到其他地方，可能要过段时间再回来。他软缠硬磨的跟着警卫部队偷偷蹓走了。

队伍在浆溪店下店休息的时候，他顺利的换上了新四军军装。可是，刚穿上军装不久，他妈妈拄着拐棍追来了。（他妈妈是小脚）他妈妈把他连打带骂的赶回家，军也没参成。

后来他提到这件事，就说“如果不是他妈追过去，那天他肯定跟新四军走了”。

一块银元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先念率领新五师重回四望山革命根据地，司令部设在吴店镇塘畈村尹家湾。离尹家湾一里多路的地基湾，成了新四军家属居住的地方。地基湾侧边有条路，可以通到徐家山，也可以走山路分别到随县或信阳。那时候湾里只有不足十户人家。湾东头住着一户胡姓地主，一家祖孙三代四囗人。（为人都很本份善良）住房前后两排，中间天井院子，偏房将它们分成几处独立的院落。侧边还有耳间，大大小小有一二十间房子，门前几棵古银杏树。

新四军家属大多住在胡家大院。我爷爷那时候租种胡家的田，在胡家大院后面盖了三间草屋。听我爷爷讲，那年山上的洋桃（野生猕猴桃），乌芽（野葡萄），结的比较多。有一次，他在山上干活回家，顺手摘了几挂乌芽。在湾里遇到一位新四军女战士，那女战士正怀有身孕。问我爷爷拿的是什么，我爷爷说“是乌芽，很好吃”，并顺手给了两挂那女战士。女战士吃了后，连说好吃好吃，让我爷爷多采点送给她。

第二天，我爷爷摘了一大筐子乌芽，洋桃等山果子，送到那女战士住的地方。女战士非常高兴，连忙又是倒水，又是让座。我爷爷把山果放好，拿着空筐子准备走时，那女战士拿出一块银元要给我爷爷。我爷爷觉得很惊讶，因为他根本没想过要钱，更没想到会给钱，所以坚决不要。女战士见实在没法就说“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如果你真不要钱，那这些山果只有请你带走了”。我爷爷只好收起那块银元。

后来在我爷爷生活艰难的时候，那块银元起了大作用。到老他都经常讲起这件事，最后总不忘说一句，新四军真是好。

杜鹃啼血唤春风

杨仁才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是杜鹃啼血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夕，我专程从随州市城区回到高城老家，去拜谒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烈士墓。

在故乡的这片土地上，长眠着的一群新四军战士。他们是为了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站在一座座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碑前，我不由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思绪的翅膀飞翔着，把我带到了那已经远去的岁月。缅怀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建党时的几个人到现在九千多万人执政党的艰难历程。今天的红色江山是多少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那一年的清明节，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老师带领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给烈士扫墓。于是，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局非常悲壮。故事中的新四军都牺牲了，他们就长眠在这里。故乡的热土埋葬着烈士的忠骨。

自此，这个故事便深深地镶嵌在我脑海之中。入伍当兵八年，北上千里，这个故事随我装在心底，带入军营；回乡参加工作，新四军烈士的故事总在脑海里萦绕。

心潮在澎湃，热血在沸腾。对烈士的膜拜与敬仰，终于如炽热的岩浆喷薄而出。按捺不住的情感，幻化成了一行又一行的诗句……

那是一首题为《等待》的诗——

映山红盛开的时候，/一位美丽少妇从山间走来。/怀抱的儿子笑容天真，/少妇红光满面，深情满怀。

她走进新五师侦察连连部，/坐上丈夫的铺盖。/接待她的指导员说：连长到黄河北学习，/三月二月不能回来。

少妇将丈夫破损的领袖缝补，/将潮湿的被褥晾晒。/一双鸳鸯袜底压在枕下，/留下一块银元让丈夫把东西买。

送走了少妇，指导员已泪流满腮，/悲痛的哭声响彻云外。/连长已壮烈牺牲，忠骨被战友掩埋，/指导员怕少妇悲痛，没把实情说出来。

悲壮的中原突围，/少妇在家默默祈祷，/祝丈夫带领着他的连队冲出重围，/平安地跳出圈外。

三大战役隆隆炮声，/让她寝食不安，思绪纷繁。/常注视着北去的大雁，/给丈夫带去祝福和平安。

渡江战役，/解放军饮马长江，雄师百万。/她在涢水河畔放飞鸳鸯纸船，/让船流入长江，漂到丈夫跟前。

全国解放一年、二年，/不见丈夫回来。/是不是为了保家卫国，丈夫去了朝鲜？/正伏在草丛侦察，身边盛开着金达莱。

她灵巧的双手不断地绣着袜底，/针下的鸳鸯万般风彩。/灯下绣啊绣，/袜底把箱子满载。

春天里她站在桃花下；/夏天里她站在桅子花下；/秋天里她站在桂花下；/冬天里她站在梅花下；/她等待……/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日，《随州日报》大洪山副刊刊发了这首我对烈士英灵饱含深情的诗作。

记得在报纸刊印前，我还特别交待编辑加了“时近清明，想起躺在家乡土地上的革命烈士事迹，遂有此作”的说明。

诗言志，这首诗表达了我真实的情感，是发自心底的感慨。

压在心里多年的烈士故事，在这首诗歌见于报端时，我终于有所释怀，总算是对儿时祭扫烈士墓，对长眠地下的烈士有所交待。

一九七零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放学前校长把学校高年级的学生集中到操场开会。

学校在高城镇北的高城寺；高城寺原来是座寺庙，解放后改造成高城完小。我们读书时学校还留下大量佛教文化的痕迹。学校是大四合院组成，前面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后面、两侧是单层瓦房；后面房屋的墙上画有壁画，印象最深的一副是“姜太公钓鱼”，画画得比较抽象。院当中放着一个上面有很多铭文的大铁钟和一个上吨重的大石礅。院中栽有杏树、紫竹、天竹、紫荆等各种花木，房外是一排百年大槐树。学校背靠一座孤山，故名孤山尾，山后是奔流不息的母亲河——漂水河。

校长站在宽大的主席台上，用洪亮的声音讲道：我们的国旗，我们的红领巾是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学好文化知识。我们无数先烈作出的牺牲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明天学校决定去扫烈士墓，我们一定要带着感情、带着敬意去祭扫先烈……

第二天一大早，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扎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书包里装着用牛皮纸包裹的妈妈起早煎的油馍——这是按老师的要求所带的午餐。

早晨六点，去扫墓的同学集合完毕，领队老师一声令下，领头的同学打着鲜艳的少先队队旗，同学们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迎着晨曦，踏着露水，我们浩浩荡荡向距离学校二十里路的高城五大队应山趴楼子塆（现高皇村）烈士长眠之地进发。

那天风和日丽，当我们来到烈士墓地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

清明时节，大地一片葱茏，岸柳依依、山花怒放、草长莺飞、燕子呢喃、百鸟啁啾，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烈士墓坐落在楼子塆右边的山坡上，同学们紧围着烈士坟墓而立。烈士墓上，没有墓碑，坟上野草萋萋，只是一个普通的土包，四周都是盛开紫色的闷荆花，显得很悲凉。学校请来前天就联系好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壮汉给我们介绍烈士事迹。他就是高城公社五大队八队的生产队蒋队长，当地人。烈士牺牲时蒋队长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想必当时的情况他是清楚的。

蒋队长讲道，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位姓姜，是新四军连长，到高城这边来执行侦察任务，晚上宿营在楼子塆。因被人告密，晚上高城国民党乡公所武装人员将楼子塆团团围着。国民党的人数倍于新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新四军全部战死、壮烈牺牲。

蒋队长讲的，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牺牲的是新四军连长姓姜，坟下埋葬的就是这位连长和同时牺牲的战友张德春、柳永坤、曾先运及其他无名烈士；第二，战斗中国民党乡公所来了几十人将楼子塆团团围着，当房里新四军往外冲的时候，乡公所武装人员对房里猛烈射击，子弹打在新四军手拿的枪托上直冒火花；第三，第二年春上姜连长的老婆怀抱着婴儿到部队来看丈夫时，部队的领导没敢实话告诉姜连长老婆，说姜连长被派到黄河北学习去了。第三点可能是队长听别人讲的，第二年部队在哪里他可能也不知道。

蒋队长讲解完后，我们一群同学向对面的山崖走去。因为山崖边盛开着一簇簇迎风招展的映山红。我们过了流水潺潺的小河沟，攀崖而上，满山的青松露出粉黄色的嫩枝，栎树的嫩叶娇绿欲滴，白色的野梨子花与鲜红的映山红交相辉映，她们忠实地守望着长眠于地下的烈士。

同学们摘下一朵朵鲜艳的映山红，返回到烈士墓地，纷纷将映山红放在烈士墓前。红领巾、映山红在微风中飘舞着，以寄托着同学们对烈士的哀思。

清明节扫墓之后，烈士牺牲的细节老萦绕在我的心头。从懵懂的少年，到青年，直到退休后，烈士的故事伴我走过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深深地镶嵌在我脑海里。我想寻找完整的答案，先是有了《等待》，

后又经过不断地寻找、查证，现在有了基本的答案。

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原军区江汉支队连长姜明显带领干部战士张德春、柳永坤、曾先运等十余人，进入应山趴执行侦察和发动群众宣传的任务。当晚宿营楼子塆。

然而，一场腥风血雨却在向他们悄悄袭来。

蒋心五和董高升是混进新四军队伍的两个奸细，他们暗中指派当地富农张存银，将部队驻防情况通报给高城国民党乡长黄洪洲。八月二十四日晚，乡公所副队长张存炳领着六十多名武装人员向趴楼子塆开来。蒋心五、董高升这天正值岗，可第一班岗站完后，还不见国民党乡公所武装人员来。他俩要求再加一班岗，连长姜明显不知是计，答应了他俩的要求。当晚十一点左右，张存炳率领的武装人员赶到，他们将楼子塆团团围着。国民党武装人员张加常向东哨新四军战士靠了过来。站岗战士发现后迅速向宿营地跑回报信。张加常端起枪向新四军战士打去，报信的新四军战士顿时倒在了血泊中。连长姜明显听到枪响，即指挥部队与敌作战。没想到枪支早已被蒋心五与董高升藏了起来，只剩下一杆长枪和上膛的一发子弹。姜明显拿着长枪，他看到房顶一国民党武装人员，他抬手一枪，将房顶的敌人打中。董高升在院中喊道：“兄弟们，不要怕，新四军没有子弹了，快冲呀！”蒋心五、董高升随即调转枪口堵住了姜明显连长等新四军的后路。张存银点燃了塆前面的一排草房，顿时火光冲天。姜明显手提着长枪往外冲，一枪托打倒一个敌兵。乡公所武装人员集中火力向院中扫射。由于敌众我寡，又无枪支弹药，姜明显、曾先运等数名新四军战士当场壮烈牺牲。张德春、柳永坤等新四军因手无寸铁而不幸被捕。在押解途中，柳永坤一脚踢向张存炳的小腹。张存炳恼羞成怒，在一个叫庙儿坡的山上，张存炳下令将这些被捕的新四军全部枪杀。

待敌人走后，这些新四军的遗体被楼子塆的老百姓收殓起来，然后埋在了塆子右边的山坡上。

于是，我的故乡高城就多了一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坟茔。

高城，是一块由革命的战旗与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这一片坟茔只是那个炮火连天的历史时代，留给我们其中的一个痕迹。

一九四零年四月五日，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州洛阳店建军后，高城镇就成了新四军驰骋风云的战场。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他们浴血奋战，演绎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活剧。

前几年，我还在高城镇下街的居民墙上，看到了当年新四军书写的“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标语；这些透着历史沧桑而应彪炳千秋的红色记忆。

我还记得当地生产队的韩队长来学校讲过另外两个新四军烈士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两个新四军的后勤干部，他们化装成老百姓，到高城来购买军需物资，被国民党乡公所发现。乡公所派人将他们抓了起来，用弹花的牛皮绳捆住他们的中指，然后将他们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想从他们的口中得到新四军在高城活动的信息。这两名新四军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他们姓什名谁？生产队长不知道；他们埋在什么地方？生产队长也不知道。

高城镇还散落着不少孤坟，听村里的老人讲，这里面大多是被敌人抓到后惨遭活埋的新四军。

由此可见，高城当时有多少人参加了新四军？牺牲了多少人？这些谜一样的数字，就埋在一座座无名的坟茔中，让人们去探寻。

还有，那是应该提到的“万人埋”与“万人坑”。

由于高城镇是抗日的主战场，也就成了重灾区，被日本铁蹄蹂躏下经历过多少腥风血雨谁也说不清。最有名的是日本人血洗三家寨。高城逃难的百姓逃到三家寨，夜晚日本兵攻破三家寨，日本兵对高城镇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也无法统计。跳寨墙摔死的老百姓无数，因无人收尸，尸体腐烂苍蝇乱飞，野狗乱串。老人讲：尸首腐烂流出的尸水使灰灰菜长得格外壮硕。

高城镇河东的蜂子山战斗，中日双方战死了多少人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只知道埋葬死人的地方叫“万人埋”。

高城寺孤山尾也发生过战斗，埋死人的地方也叫“万人坑”。“万人坑”只是个叫法，死的有没有一万人很难说，但肯定是死了不少人。

这“万人埋”与“万人坑”的名字，是我们高城人民为民族解放付出生命代价的写照。

一个个烈士的坟头上，已立起了一座座墓碑。但只有姜明显、张德春、柳永坤、曾先运四个人的墓碑上有名字，其它的则是无名烈士之墓。

而这四个留下名字的烈士墓主，我们仅仅知道张德春的信息。他是高城镇雷家祠村人，牺牲那年四十一岁。而令人遗憾的是，连长姜明显与新四军战士柳永坤、曾先运，人们除了知道他们的名字之外，其它的一无所知。

那位到部队寻找姜连长的少妇与她怀中的婴儿，也不知身在何方？真的希望她们能来到我们高城，能找到这个烈士墓，能站在姜明显连长的墓碑前，把烈士的一切告诉我们。

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以姜明显为代表，牺牲在高城镇的革命烈士，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完全可和老婆孩子热炕头，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可他们为了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抗击外族侵略者，他们宁愿抛妻别子，宁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老百姓打下一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何尝不知道革命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打仗是会死人的。

今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我是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面对无名烈士碑和根本没有墓碑的烈士，常心生涟漪，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先烈们为何擦干了血迹，埋葬了尸体又上战场？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过上太平、幸福美好的生活吗？

我的脑海里常浮现姜明显烈士提着枪与敌人战斗，直到战斗到最后，他和他的战友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牺牲的场景是何等的壮烈！

我的脑海里常浮现少妇怀抱着婴儿，满怀希望地探访心爱的丈夫，一家人相聚时的欢喜；而丈夫已壮烈牺牲，少妇放下一块银元，将丈夫的被褥晾晒后匆匆离去，到死都没见上心爱人一眼，这种场景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让人心酸，何等的让人泪水涟涟。

少妇多少个日日夜夜，春夏秋冬，斗转星移，暑往寒来，盼望着与丈夫团聚，这是何等的让人揪心。

怀抱里婴儿活泼天真的笑脸，他过早地失去了父爱，这又是何等让人心寒。

我的脑海里常浮现新四军宁死不屈被敌人活活吊死是何等的悲壮。

站在无名烈士墓前，望天地之悠悠，低头而悲怆。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只能在心底吟唱无字的赞歌。告慰先烈们我们现在岁月静好，山河无恙。

可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江山如此多娇，是无数先烈用生命鲜血换来的，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山崖上迎风摇曳的红杜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山崖峭壁，她如血的花朵昂首怒放，啼血的杜鹃呼唤着春风，吹醒着姹紫嫣红的春天，伴随着长眠地下千千万万烈士，让他们含笑于九泉。

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五千年的文明延续不断，中华民族不正像峭壁上的红杜鹃，品质坚强，傲然挺立，经受着风雨的蹂躏，怒放着她如血雄姿！

人生是短暂的，共产党已有百年的历史。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幸福一代代薪火相传，前赴后继。我的拙笔是无法记录的，所书写的只是沧海一粟；恐怕任何文字也无法描绘烈士、先烈、前辈、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有啼血的杜鹃见证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停的脚步。路有所指，初心所在，杜鹃啼血永远与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相伴！

为了人民福祉，我们共产党人莫问前程，不管前进道路多么曲折艰险、千山万壑；我们将奋斗拼搏、砥砺前行、风雨兼程，一定要达到胜利的彼岸；让啼血的杜鹃迎着春风开得更加鲜艳。

历史不能忘记

——“红二十五军”长征随县突围记

吴   洛

一、“童子军队”

1934年11月18日，随县小林店的老百姓早晨起来打开房门，意外发现镇上来了一支陌生的部队，起先以为是奉军，难免惊慌害怕，可很快他们感觉到了蹊跷，因为奉军绝不可能有这样整齐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只见这些军人抱枪席地而坐临时休息，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有为数不少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这天是立冬后的第十天，室外寒气重，小战士们有的在寒风中打盹，看得出来他们是累的，在他们身上还有战斗后的痕迹，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惊动任何一户老百姓。这支第一次出现在小林店的“童子军”，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

这时，有军人往墙上刷浆糊粘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老百姓纷纷围上前去，也不管自己是否识字，总归有识字的可以帮着念一下上面的内容。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

原来，这支部队就是新整编的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29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政委吴焕先27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实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6日，接到出发命令的战士们在阴冷的夜里瞒着家人悄悄跟随大部队西进。就要离开生养自己的大别山，就这样与鄂豫皖边区的父老乡亲离别了，他们中的一些战士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与亲人再见上一面，可心中坚定的革命信念促使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家卫国，勇往直前。

17日，红二十五军在豫南朱堂店罗古寨遭到敌军“追剿队”第五支队的阻击，奋力击退之后，红二十五军昼夜兼程200余里，在信阳以南的柳林和东双河之间横越平汉铁路，向湖北随、枣方向沿湖北边境前进，以避开两省的敌人。

18日清晨部队到达随县小林店。已经连续行军、作战30多个小时，人困马乏。

小林店地处鄂豫两省三县交界地带，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商贸活跃，相对富足的经济、物质条件成为红军理想的粮饷补给地。红军宣传队、筹粮队立即开展工作。宣传队散发、张贴《什么是红军》等传单，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打击土豪劣绅，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穷人，帮助工农当家做主，建立自己的政权。筹粮队则沿街寻找土豪劣绅，向街上地主、资本家方吉安、张建之、张光道等十余户筹粮借款。因方吉安破坏筹粮，红军抄了其家产，分给贫苦百姓。

中午时分，部队向七里冲、淮河店方向继续行进。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刘华清同志，将出发前连夜刻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书”沿途张贴。部队到达淮河店后，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郭述申同志组织红二十五军宣传队用快板向群众宣传：“老乡老乡，莫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还有《红军纪律歌》，同样深入人心：“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不敢乱胡行，打土豪要交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敢拿半斤；讲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个个便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认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良好的政治宣传使红军很快赢得淮河店老百姓的信任，他们向红军提供了国民党七里冲、淮河店乡公所情况。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迅疾歼灭了七里冲、淮河店地主武装和伪乡公所武装，收缴了四十余支枪。

为了不惊扰人民群众，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当晚在淮河店街西头唐家大堰露营。

淮河店发生的一切，都被一个叫毛有廷的桐柏县做蚕业山货的生意人看在眼里。他那天正好随着一队马帮从唐家大堰旁经过。

19日天未亮，红二十五军依据军部秘书张池明找到的一本中国袖珍地图，查找到“桐柏”的路线，部队就向河南桐柏方向进发。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在淮河店亲自写信，由当地百姓当向导，引手枪团把信送给沿途村庄主。信上除了宣传抗日救国，还讲明红军是借道抗日，决不伤害对方，请勿阻拦。

获知红二十五军到达桐柏月河一带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令：所属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由原驻地向平氏集结，围堵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从桐柏月河镇陈庄、老街村到达随县出山店，只见一条宽宽的河流横亘眼前，好在水位最深处不及腰部，全体指战员果断护着粮食和弹药，蹚水渡过淮河进入出山店。晚上为了不惊扰人民群众，部队没有进街，就在淮河边燃起堆堆篝火烘干身上的湿衣服，防止战士们感冒。并在河边召开了军部机关和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吴焕先重申了部队纪律，强调：我们是抗日先遣队，在这里不准打土豪，不准进寨子，不准违反群众纪律。正确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红二十五军现在急需设法与桐柏山区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明确地方情况，做出正确的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在此之前，他们考虑先找个熟悉桐柏山区环境的附近老百姓了解一下，桐柏山这么大，普通的老百姓足不出户哪能知道？只有问那些在外走动有见识的人，可到哪里去找呢？这时，他们几乎同时注意到有一大户人家在门口挂着红灯笼十分的喜庆，相互对视之后，几位领导者一起向这户人家走去。

二、意外来客

毛有廷离开淮河店并不是去往别处，而是来了与他同庚的出山店大地主刘发文家，恭贺44岁的刘发文新娶续弦，晚上也留在了刘家。

刘发文心中有事睡不着，撇下新婚老婆来找毛有廷聊天。俩人索性坐在堂屋里聊起了动荡的时局，不免长吁短叹。毛有廷正向刘发文讲述头天淮河店乡公所被红军队伍打掉的所见所闻，刘家雇工刘金山急急忙忙跑进屋来说奉军来了，刘发文大吃一惊，以为奉军又来敲诈，赶紧起身前去看个究竟，毛有廷不放心陪着他，只见十几个穿黑衣服戴红五角星的年轻军人进来，有当兵的留在外面把守着院门。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不是土匪，我们是北上抗日从这里路过，向你们问个路。”先进来的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吴伟面带微笑安抚刘家人，并将红二十五军的几位首长向刘发文做了介绍。

见刘发文满腹狐疑，徐海东用温和的语气与刘发文拉家常，询问他家的基本情况，刘发文谨慎地问一句答一句，心中揣测这些官兵上门的目的。吴焕先注意到条案之上放有一套同治八年重修的《随州志》书本，他走过去征得主人同意后，坐下来捧起书翻阅。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患病被一个小战士搀扶着，徐宝珊看出刘发文心中还有猜疑，对刘发文说：“我们是红军不是奉军，是打土匪的。”

听到对方再三强调自己是红军而且打土匪，刘发文眼睛看向毛有廷，见他对自己点头，明白了这支部队可能就是毛有廷所说打淮河店乡公所及在唐家大堰露营的那支队伍，心中一下子激愤起来，刘发文对徐宝珊说：“我的独种儿子就是前年被土匪绑去了，到现在也没找到。”

原来刘发文三十岁时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儿子，没曾想儿子长到十二岁却被泌阳土匪给绑了票，绑票不就是图他的家财么，为什么绑匪没有拿人来与他交换呢？儿子就这样丢得不明不白。两年来刘发文在鄂豫两省边缘地带到处打听，能走的地方都走了，能想的法子也都想了，始终打探不到儿子的任何消息，连绑架儿子的那帮土匪仿佛也人间蒸发一般。老婆死了，儿子丢了，纵使有再多的家财，对于他刘发文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毛有廷等朋友们劝慰下，刘发文尝试着走出以前的阴影，这才昨天刚娶的续弦，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徐海东问刘发文：“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要进桐柏山打土匪，请问从哪里可以进桐柏山？”

毛有廷插话道：“进桐柏山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叫出山店。”

一直埋头书本的吴焕先忽然指着随州志书上的一幅画图问刘发文：“你晓得这些地方吗？”

刘发文看了一眼那幅画图答道：“我晓得，前几天我还到山里面去找过我儿子。”

吴焕先再问：“这山里面有寨子吗？”

刘发文肯定地回答：“往西固城山田王寨有寨子，是原来的驻兵的老寨子，平常没人住，就是一些羊倌马倌住，老百姓只有在躲兵躲匪躲难的时候才上寨子。”

徐海东也紧接着问道：“田王寨有国民党队伍和土匪吗？”

刘发文告诉红军；“这几年我都去天河口新城找我儿子，我前半个月才去过的，没有驻队伍。”

几位红军首长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徐宝珊温和而诚恳地对刘发文说：“你能不能辛苦点，给我们带个路到桐柏山里去，我们付你们钱。”稍倾又说：“还要请你帮下忙，向你买点粮食，按市价。”

刘发文激动地说：“红军长官，只要你们是打土匪的，我就给你们带路，给你们弄粮食。我屋里有小麦、有新谷。”

几位红军首长面露喜色。

徐海东对刘发文说：“谷子部队来不及碾米，就买小麦吧。”转头吩咐部队经理处的吴经理带上几名战士随刘家人一起去装粮食。

“这几本书能不能卖给我？”吴焕先拿着那套随州志书问刘发文，刘发文爽快回答：“只要你用得上就送你了。”

“那不行，一定要付钱的，等会同买粮食的钱一起付给你。”吴焕先边说边吩咐吴经理：“吴经理，你一定要按市价付银洋，只能多给，不能少付。”吴经理应诺着带战士们随刘家雇工刘金山去后屋称粮食，并当场用银洋同刘发文的账房张先生结清全部款项。

“三更时分，我随刘发文同红军首长出刘家大门，看到出山店淮河边上有十几堆火堆，黑压压的都是队伍。近前的几个是女红军，还有一队小娃娃红军，穿的很破烂，河边还有马叫。吴政委叫我进屋把门关上不要出来。刘发文骑的自家牲口带着刘驼子随队伍往西走的。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1956年12月4日，在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关于红军在出山店刘发文家购粮的调查中，毛有廷在他的证明材料里写下了当天事情的详细经过。

三、星夜兼程

雇工刘金山那年17岁，舞阳定陵人，人称刘驼子，本名在他参加革命前没几人知道。他做事手脚麻利，为人实诚，刘发文认为他人可靠，家中一些事情也总是支使着他去做。这次给红军带路，毛有廷让刘发文多带两个人，来回路上有个照应，刘发文仅带了刘金山，说有他在身边就足够了。

刘金山刚开始把红军当成了奉军，心中害怕，后来见红军人人态度和蔼，个个礼貌待人，也就放宽了心。他观察到这些战士与他年龄相仿，却都精神抖擞，那精气神是他缺少的。

“你当兵几年了？”刘金山问走在他身边的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吴伟。

“三年了。”吴伟回答的很简单。

“为什么出来当兵？”刘金山又问。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战士这么小年龄出来打仗，难道心中就不害怕吗？

“最初是为了寻找我的父亲。”吴伟停顿一下说：“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个游击队长，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父亲了，很想念他，为了找到我父亲，十二岁那年我上山参加了革命。”

“找到了吗？”刘金山又问。

“没有。都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总能见到的。”吴伟信心满满地说。

吴伟告诉刘金山，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出身，很多人在家乡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参加了红军。在红色根据地，地主老财都被打倒了，老百姓挺直了腰杆当家作主人。“比如你，你是雇工，也是被剥削阶级，可以跟我们一样，也出来参加革命。我们今天吃点苦，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穷人都能过上不受欺负不会挨冻受饿的好日子。”吴伟说的话浅显易懂，很容易被人接受。

刘金山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也是第一次听到“剥削”“革命”这些陌生的词语。他打心眼里佩服吴伟，小小年纪就是个共产党，懂得这么多，还能讲出大道理来。刘金山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贴近红军。

刘发文骑着自己的马在前面带路。部队首长的意思是要他带路弯过庄子往背静地方去，不要惊扰地方。于是，刘发文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往西经西二道河陈庄，翻过罐子岭，沿桐柏山南山脚，从花鹿沟到达田王寨东门，一路上没有人阻拦，就是几个放羊放马的。

到达田王寨以后，刘金山执意要留下来当红军，红军同意并接纳了刘金山。刘发文独自一人离开之时，红军吴政委要付刘发文十块银洋作为酬劳，刘发文没有要，说：“只要你们是打土匪打坏人的队伍，我就愿意帮你们。”

刘发文回到家中已是二更时分。在他离开的这二十多个小时里，没人知道他曾离开过，做下这件事情，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四、心急火燎

红二十五军自离开根据地就遭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敌方的干扰，部队沿湖北边境前进，以避开两省的敌人，安全到达出发前的预期目的地桐柏山的田王寨。

田王寨是桐柏山脉中的一个古寨遗址，号称华中第一寨。这里山势险峻、奇峰横出、雄壮巍峨、气势峥嵘，实为鄂豫之天然屏障。古军寨雄踞于绵亘百里桐柏山诸峰之上，寨墙依山顺势用石块砌成，围有九个山头起伏长达两千余米，宛若长城。山上还有瓮城及战备防御设施，连续4天疲劳作战和急行军，现在已安全到达第一个预期的目的地，指战员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部队很快在山上安营扎寨。

谁知，危机已经悄悄在这里蛰伏。

张星江是鄂豫边工委书记，他在淮河店及周边地区发现了红二十五军的标语，联想到信息员传递过来的情报，敏锐判断出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桐柏山区，并且有在桐柏山区驻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打算，惊出一身冷汗。

当时，随县地区特别是桐柏山区的中共党组织及其游击队遭到了国民党血腥镇压和毁灭性的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只能全部转入地下，坚持同敌人斗争。国民党在当地筑起碉堡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老百姓衣食不饱，政治环境恶劣。眼见即将进入冬季，几千名红军维持生存的粮食和棉衣在这里没有办法筹集到。桐柏山山高风大，气候寒冷，几千人冬季藏在山上很容易暴露目标，再加上靠近平汉铁路和淮河，便利的交通很容易招至敌军纵队对红军的围剿，一旦形成再难脱身。

一定要抢在敌人形成包围之前找到红军，发出预警，寻求转移。

张星江心急火燎。他找到后埠支部书记韩本清，与其商议同上桐柏山去见红二十五军首长。

“桐柏山这么大，我们要上哪里才能找到红二十五军？”韩本清问他，张星江果断地说：“桐柏山的最高峰太白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制高点肯定会有红军部队在那里驻守，我们从界牌口上太白顶。”于是两人乔装一番，直奔界牌口而去。

红二十五军也一直没有放弃联系到地方党组织的希望，副军长徐海东正和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商议派人下山再去寻找，有战士进来报告徐海东，刚才界牌口站岗的哨兵发现两名老百姓上山，哨兵怎么拦截劝说他们都不离开，执意要见到最高职务的首长。哨兵不知该怎么办，派了一名战士来向首长汇报并请求指示。

徐海东问：“上山来的那两个人现在哪里？”

战士说：“在界牌口哨卡就近找了半间房歇着，有战士看守着。”

徐海东又问：“有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战士说：“其中一位自称是鄂豫边工委书记，叫张星江。”

“鄂豫边工委是有一个书记叫张星江，但是不是此人我就不清楚了，可以先过去，看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徐宝珊向徐海东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走，看看去。” 徐海东和徐宝珊起身，让战士带路。刚走没两步，又向另外战士吩咐道：“赶紧分头去找程军长和徐书记，通知他俩迅速赶到太白顶开会，商议重要事情。” 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五、编外娃娃

炊事班的伙房就设在田王寨上的瓮城。瓮城不大，就像一个小小的破败后的城堡，四方围墙将风挡得严实，做伙房倒是绰绰有余。在这里炊具有地方搁，人累了有台子坐，做起事来不会受到外在的干扰。

某连队炊事班班长匡占华正在一堵高墙内忙着连队的伙食，他的弟弟匡书华在帮他打下手。小书华只有12岁，还不是红军战士，说起小书华跟随红军长征，不得不提到匡氏八名青年红军参军的故事。

1934年11月11日，年方20岁的红二十五军某连队炊事班班长匡占华，请假回到距花山寨仅3公里的匡家湾看望父母，没有想到父母被杀害，房子被烧毁，12岁的小弟匡书华由三叔照顾，三叔三婶和两个堂弟也没有房屋住，暂时借住在匡氏祠堂内。亲人相见泪水夺眶而出，发誓一定要向反动派讨还这笔血债。晚上十时匡占华必须归队，他的五名堂弟，即19岁的匡永寿、18岁的匡立华、17岁的匡永起、16岁的匡永来、15岁的匡永宗和16岁的堂侄匡造毛，全部集中在匡氏祠堂内，他们都是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儿童团员，都哭闹着一起去花山寨参加红军，小弟匡书华更是紧紧拽着哥哥的衣角，说至死也要跟随哥哥在一起。无奈的匡占华最终只好同意带上他们去参军。

到了军营，年纪稍大一点的6位匡氏青少年都补入战斗连队，成为红军战士，唯独匡书华个子矮小，年龄也小，首长没有批准他入伍，劝他回家，可他就是哭闹着不走，一直跟着红军队伍。

谁也不会想到，红二十五军很快就会开拔。在几天后的桐柏山作战中匡永宗被打散，匡氏6名青年红军牺牲在长征路上，只有匡书华走完长征之路后，当上了红军的小宣传员，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熊开先是匡书华的同龄人，也是部队的编外人员。当年，他父亲熊发龙把他放到箩筐里挑着参加了红军，父亲是二二三团供给处的战士。11岁时，熊开先跟随父亲参加了长征，也学吹号，历尽艰险，被誉为“父子红军”。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才当了一名“小八路”，成为真正的军人。美国记者斯诺那本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封面上吹号的小红军，据说就是以熊开先为原型。

八十八年后，当我在红军历史展览馆里看到当年红二十五军在田王寨的照片，看到照片上那群稚气未脱的娃娃兵们，许多人的个子比他们背的长枪高不了多少，却要背着长枪和行装夜行百多里；他们在遭遇强敌时勇敢地挺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他们甚至以步兵冲锋要全歼敌人骑兵团！不敢想像当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以怎样顽强的意志才挺了过来，为后人打下了新中国的红色江山。

六、仙女姐姐

古寨上的几个旧房屋成了红二十五军桐柏山战地医院。房屋是陈旧了些，经几位女战士一收拾亮堂多了。门口挂有白色布门帘，上面有个醒目的红十字，那是医院的象征。战士们站在对面山上，能看见鲜红的红十字医院标志，他们更想看的是这里的“仙女姐姐”，一共七位，个个青春靓丽，妩媚动人。

离医院几米开外是寨墙，均是用山上大小不一的石块齐整垒砌而成。两位女护理员蹲在屋外清洗有血渍的旧绷带，护理班班长曾纪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坐在寨墙边沉思。年龄最小的女卫生员余国清轻轻走过来挨着她坐下问：“班长，钱院长呢？”钱院长名叫钱信忠，江苏宝山县人，长征时他也只有23岁。

“省委徐书记的病一直不见好，钱院长给徐书记送药去了。”曾纪兰说。

“班长，咱们还往前走吗？”余国清又问。

“怎么，后悔了？”曾纪兰笑着侧过头去反问余国清。

“才不呢！”余国清拧着脖子吐出三个字，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抿了一下嘴唇说：“就是想部队能在这里多休息两天就好了。我喜欢这个地方，你瞧这周围，多美呀！”

曾纪兰何尝不也是这样想？上了桐柏山，她内心紧绷着的弦才略微放松。

眺望远山，环视周围，她的目光最后落在几匹马儿身上，马儿正在野树之下啃草，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看着马儿她心中暖暖的，三天前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在红二十五军准备过平汉铁路之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险恶，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动员七位女同志留下来，发给每人8块银元作生活费，让她们在根据地自找生存之路或者返回老家。几位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跟丢了魂一样，她们中有几位是孤儿，绝望地坐在路边哭泣。

“再危险也要跟着部队走。”大胆泼辣的周少兰抹了一会儿眼泪，把大洋往地上一甩，带头跟参谋长戴季英吵了起来：“我七岁跟着母亲讨饭，十岁被送去给人家做童养媳，幸亏家乡闹红军，我才能逃出来参加了红军。你要我回去，要我回到哪里去？难道还要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吗？”戴觉敏、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余国清也都围住戴季英不依不饶请求收回命令，可戴季英就是不松口，这时，戴觉敏看见吴焕先和徐海东向这边走来，急中生智率先跑过去对吴焕先说道：“政委，我一家两代十口人为了革命全牺牲了，你说我还能回得去吗？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勇于承担艰苦的任务，死也不能离开红军队伍！你们就留下我吧！”另几位女战士也奔过来向副军长徐海东表明决心：“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 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做红军的鬼！”“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也绝不会拖累红军！”看到她们如此坚决，徐海东沉思片刻后说：“部队里的伤病员也需要你们的照顾。你们七个人都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姐妹们个个破涕为笑，跟上大部队继续前行。吴焕先想到这几位女战士有的曾裹过小脚行动不便，指示供给部为她们配备了一匹小马，一路上帮着驮点行李，谁要是累了或者病了还可以轮换着骑上一程，以减轻她们长途行军作战的实际困难。可姑娘们从没有使用过特权，只是用马匹驮运物品。

“戴大姐她们回来了！”听到张桂香和曹宗凯的喊声，曾纪兰回过神，视线从马匹移开，回身迎上戴觉敏、周少兰、田希兰，并嗔怪地对拄着树枝做拐杖的戴觉敏说：“大姐，你今天身体才见好，也没说歇着点。”

“有少兰和希兰跟我在一起，你还不放心啊？”戴觉敏把头一甩，俏皮地向左右两边的周少兰和田希兰示意，她们在山中采回来不少桔梗、苣荬菜等可食野生植物。余国清忙接过拿进屋去。

“瞧累得这一头的汗，快擦一擦。”曾纪兰心疼地递上干毛巾。

部队16号刚出发时戴觉敏就打了“摆子”，隔日一次，并未见好，却瞒着大家。过平汉铁路那阵子部队一溜小跑，正打“摆子”的戴觉敏跌跌撞撞落在后面，差一点掉下陡坎，幸亏有位战士拉了她一把，才勉强跟上部队，跨过了铁路。到了营地，她与姐妹们一道忙着照看伤员，为他们唱歌鼓舞士气，全然没有顾上自己的身体。因此，她们被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称为“七仙女”，戴觉敏就是“七仙女”中年长的大姐，那个时候她才刚过18岁生日。

桐柏山是一座宝山，山上有品种繁多的中草药，一些野生植物也能食用。就说这苣荬菜，当年王宝钏曾在寒窑吃了18年苣荬菜才等回了薛平贵。戴觉敏和周少兰都是1932年参加的红军，有时部队粮食不够，常用苣荬菜来煮羹充饥，渡过了一个个难关，这才有了后来的歌谣传唱：苣荬苦，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红军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

“我担心部队很快又会转移，多备些能吃的东西，粮食还得省着吃。”戴觉敏对姐妹们说。几位姑娘背地里兑着野菜充饥，却把自己那份粮食省下来匀给伤员，她们有着仙女一样善良的心。

七、桐柏会议

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海拔1140米，山间云雾飘渺，瞬间变幻，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红二十五军的去留问题，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张星江向中共鄂豫皖省委、红二十五军首长，详细介绍了桐柏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以及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很快将对离开根据地孤军作战的红二十五军在桐柏山形成包围，建议红二十五军抢在国民党部队30个团赶到之前撤离桐柏山。

张星江所说的情况，与中共鄂豫皖省委这几天对桐柏山实地考察相吻合。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初是决定红二十五军在桐柏山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来到桐柏山后，他们发现桐柏山区战略纵深小、周边敌情重，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

“你们鄂豫边工委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征询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的意见，张星江建议道：“避开敌兵堵截，绕到东北山区，再转西北前进。”

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经过讨论，同意张星江的建议，于是省委决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到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经军首长同意，张星江等人留在军中当向导，随红二十五军指挥部一起行动。

为了隐蔽向北的军事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沿桐柏山麓西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枣阳，迷惑和调动敌军大部主力。

蒋介石获悉，急令在鄂豫皖苏区围剿的国民党115师和5支追剿队共20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令住河南省的庞炳勋第四十军、驻湖北省的萧之楚44师，共18个团迎头堵击，企图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行之机，包围全歼。

八、突出重围

红二十五军主力在太白岭界牌口一带隐蔽休息。副军长徐海东率224团从界牌口一带出发急行军，向枣阳县城进击。为了迷惑敌人，徐海东命令部队在行军时故意将人员之间的间距拉开，冒充主力部队。敌人果然中计，国民党四十军大部、115师、44师和“追剿队”第三、第四支队共20个团急匆匆赶往枣阳，企图在枣阳咬住红二十五军。敌军蜂拥而至枣阳，解除了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危机。敌军绝想不到，11月22日凌晨，程子华、吴焕先突然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出界牌口，从唐河县湖阳镇东的韩庄隐蔽掉头东进，经马振抚转向东北，机智灵活地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在此之前，地下党组织委派稳重细心的群众为红军侦察部队带路，从唐河县湖阳开始，每隔一丈多距离丢一朵棉花为暗号，并让沿途地下党员负责保护好这些路标，作为红二十五军大部队转头北上行军路线的认路标识。同时，鄂豫边工委积极配合红二十五军发动革命群众将桐柏、唐河等地敌人的电话线切断，使敌军失掉了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联系。

当天下午，徐海东率224团，在枣阳城外虚张声势之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枣阳以北的韩岗（今枣阳市太平镇五里桥村）掉头东进，在保安寨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拦阻，在桐柏县以西歇马岭、栗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闪进豫南国民党军堵截的空隙，迅速与主力合并一处。

红25军由界牌口出随县后，由熟悉鄂北、豫南情况的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和地下交通员当日向导，乘虚北上，在豫西南跳出了敌人的追堵合围，开创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长征初期从进入湖北随县到离开去长征，虽说只是短短的五天时间，却与随县桐柏山区的群众一起，谱写了一曲曲激荡人心的英雄赞歌。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北上，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成为长征后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也成为唯一一支从出发到长征结束红军队伍中人数不减反而增员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一路播撒下革命的种子，为随县后来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县人民也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今天的田王寨，是随县最具潜力的红色景区之一。这里已建设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当年的瓮城、太白会址、三军广场、无风垛上的红军哨所等，都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够忘记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

是的，这是座英雄的山。在我眼前，2984名红军战士面容清晰目光坚定，他们分明就站在眼前，站在这山林之中，成为山体的一部分。于是，山上的石头更硬性了，有了金属般耀眼的光芒。

面对着田王寨，不，准确说是面对着固城山，我真切地感受到山如其名。

（文中资料由随县田王寨景区红色展览馆提供，特此说明。）

穿行在两个世纪里的父亲

——谨以此文献给建党100周年

朱光娣

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整整88岁了。

父亲离我而去5年了，而这5年里，我却没有为父亲写过一段文字。这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应该算是很大的不孝了。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已为他写过三本书了，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可以算是件极近荣耀的事情。而这5年来，我之所以不敢为父亲动笔，是因为以我现有的才情，还远不足以将此生父亲对我的爱，以及余生我对父亲的感恩之情，用一种最恰当的方式完美地表达出来。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认为是时候为我的父亲，也为我们党的生日之庆写一篇文章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目的就是想将父亲一生的命运跟党和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为我深知，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父亲将会经历一个与今天绝然不同的人生。我想，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支持我写这篇文章的。

一

公元1931年农历2月19是父亲的诞生日，父亲的出生地即我的祖籍，在河南信阳淮河边的丁家岗。我不知道父亲出生时家里光景是怎样的，据父亲描述，他出生不久，祖母不得不抛下他，到信阳城里一个经营药材的资本家家里做了奶妈。也就是说如果祖母不做奶妈，光靠祖父一人，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那时祖父除了租种地主几亩薄田，还在离家一百多里的确山县教会医院做一份杂工补贴家用。因此，父亲出生后并没吃上祖母几口奶，是长父亲五岁的姑母用玉米面和野菜糊一口一口将父亲喂大的。姑母也不是奶奶生下的，是奶奶在大路上捡下的逃荒者撂下的女婴。父亲上面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事实上，父亲五岁前，基本上是姐弟三人相依为命。

父亲记事时起，就一直靠要饭度日，不到十岁的姑姑背着他走村串户，方圆百里的村庄和街巷，哪家人慈悲，哪家人恶毒，哪家人豪爽，哪家人吝啬，他都能如数家珍。最让父亲刻骨铭心的，是他4岁那年的大年三十，有户人家看见他姐弟三人可怜，给了一块巴掌大的牛肉，那应该是父亲姐弟三人年夜饭里唯一的荤腥了，伯父将牛肉揣在怀中，可还没等捂热，一个地主家的恶少就放狗扑过来，抢走了牛肉还咬伤了伯父。看着那恶狗叼着牛肉得胜归去，还有那地主一家得意的神情，父亲他们姐弟三人都没有流泪，父亲还说那时穷人都没有泪，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那地主一家恶有恶报。还真如父亲所愿，据说后来那地主一家父子四人中，因为作恶太多，有两人被新四军镇压，另外两人被日本人枪杀。父亲一生不信迷信，但十分相信因果报应，也许这件事对他印象太过深刻。

父亲出生的那个年代，如果用最简单最贴切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战乱和灾荒。父亲出生不到一年，日本人就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中原一带也处在军阀混战之中。

在父亲的记忆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军队从村前的大路上来来往往，今天这个打过去，明天那家又打过来，有时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就被抢去充了军粮。民国时期持续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加上盘居于桐柏山一带多股土匪的频繁袭扰，还有各级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更有连年不断的旱灾和蝗灾，至民国27年，淮河上游两岸我家祖籍方圆百里，能冒烟的人家大概不足十之一二。

二

1938年刚入秋，中原地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侵华日军为了尽快达到夺取武汉的战略目标，派飞机自北向南一路狂轰乱炸，祖父所在的确山教会医院，以及祖母所在的信阳城均在战火中成为瓦砾。祖父丢了生计，庄稼也因干旱颗粒无收，更让人揪心的是祖母是生是死没有半点音讯。

这一年，祖父为了一家人能活命，让10岁的姑姑跟着一个小戏班谋生去了，还让8岁的伯父跟族人逃荒下了江南，祖父和父亲留在老家丁岗，父亲说其实老家没什么值得留恋，就是怕哪一天祖母回来见不到家人，那年头人一旦离了故土，一家人能再次团聚的几率几乎微乎其微。就这样一直等了两年，祖母依然没能回来。

1940年夏天，祖父因劳累过度得了伤寒，因无钱医治，眼见着不久将离开人世，但在临死前，他不得不为父亲寻一条活路，于是，祖父带着8岁的父亲南下平靖关。

父亲记得，当时平靖关有日军把守着，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在祖父的担子里来回翻找，然而，除了一口掉了沿的铁锅和一床破棉被，担子里几乎没一样他们想要的东西。父亲说因是三伏天气，他是光着身子赤条条地过关来到湖北的。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祖父将父亲托付给应山郝店团山下的一户朱姓人家。那户人家的主人名叫朱正朝，也就是我的第二个祖父，因朱姓祖父家只有一女，一直没能有个儿子，他见我父亲模样周正，人也精灵，便生了恻隐之心，收下父亲做了儿子。从此，父亲由丁姓改为朱姓，父亲的命运由此而有了新的转机。而我父亲原本的一家五口，从此便天各一方。事实上，父亲自从告别祖父，直到解放后回到故乡寻亲，再没有见过祖父一面，此时，祖父已离开人世多年。

三

父亲的改名换姓本是他的不幸，但仔细想来，其实是他的幸运，因为如此，父亲才能活下来不被饿死。在逃荒路上，他亲眼看见无数难民倒在路上，路边山坡上满是新起的坟堆，丁氏族人中，因年老而不能逃出者，十有六七皆因饿病而死。

1945年以前的5年中，父亲在朱家过着还算富裕的生活，其间，祖父还送父亲去念过两年私塾。父亲对朱姓祖父母的收养之恩，我想用涌泉相报四个字来形容，还远远不够。母亲常对我们说，父亲十二三岁就担起了当家的重任，种地放牛侍候双亲，一直到朱姓祖父母终老。

同样在这5年里，父亲还有过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经历。当时日军驻应山大本营就设在郝店镇郝家祠堂，离朱家团山不过六七里路程，郝店周边青壮年被日军征用是常有的事，那时祖父刚三十出头，又身强力壮，因此拉夫的次数自然就多，加上吃不饱，时间一长，祖父身体就吃不消，于是就有了反抗情绪。一次吃饭时，日军借祖父插队之名将他打成重伤，抬回家时已奄奄一息，经过好长时间休养，祖父才算保住一条命。

尽管如此，日军并没有放过祖父，他们串通保长硬逼着将十二岁的父亲送去服苦役。父亲说，他在日本军营里并没有受多大罪，像父亲这样的半大孩子们，日本人并不强迫他们做重活，每天只是摘摘菜，抱抱柴，闲下来时，就组织孩子们比赛跑，学几句简单的日本话。因为日本为了达到长期侵占中国的目的，自侵占东北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奴役教育，孩子们自然而然就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因此，在当时的人们眼里，日本军人都喜欢小孩，这就是日本人一见到小孩都给糖吃的原因。父亲长大后才知道，日本军人对中国孩子们所有的“厚待”，其实都包藏着恶毒和祸心。

1944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中国的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这个连父亲都看得出来，郝店的日军军营经常遭到美国飞机轰炸，共产党的新四军也时不时地敲打一下他们。这个时期日本兵都人心惶惶，大白天也不敢出门，美国飞机一来，他们就躲进防空洞。直到一年后，日军投降离开郝店，父亲才彻底摆脱日本人的奴役。

四

1945年至1948年三年间，中原地区出现少有的风调雨顺，据父亲回忆，他们一家五口人（这时母亲已在父亲家做了童养媳），祖母、姑姑、母亲三人纺线织布，祖父和父亲种地，期间，祖父还在离家几十里的桐柏山深处的界河村租种了几亩水田。

这段时期，鄂北一带人民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因为这段时期，共产党基层组织在鄂北逐渐壮大，新四军和游击队常年活跃在桐柏山和大别山，许多地方豪强和国民党官吏被新四军镇压，因此，百姓遭受的压榨自然减轻了许多。

因为连年丰收，加上共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百姓大都有了余粮，据父亲回忆，我们家租种的旱地和水田，除去地课后，光陈粮就有两千余斤。这个数目对一般的佃户而言，的确是个天文数字，可在当时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百姓们要想将余粮变成钱谈何容易。于是，许多人家都将多余的粮食半卖半送给了新四军，因为人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和新四军撑腰，再多的粮食也喂不饱国民政府和地主豪强的肚子。

1946年夏天，由中原突围而西进的解放军经过郝店，祖父和父亲将家里一千多斤余粮无偿捐献了出来。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队伍从村头的小路上过了几天几夜，十七岁的父亲本想报名参军，因为是独子而未被批准。于是，父亲用一盏马灯为解放军照路，整整守了三个夜晚。同时，父亲还说服祖父将家里的两千多斤粮食无偿献给解放军，不过这次解放军用白色绸布写了借据，还盖了红色大印，并叮嘱父亲，将来把借据交给共产党的政府，一定会得到补偿，可惜的是，还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亲在一次搬家时，将这个借据遗失。

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父亲和所有的中国人民一样，翻身做了主人。在此之前一年，父亲已举家迁往平靖关以南大贵山下的界河村。1950年，父亲19岁，他清楚记得人民政府将村里最好最大的一块水田分给了自己，父亲说，他和祖父都不敢相信，自己也能拥有田地，他们可以种自己的田，不用给地主交租，他们终于结束了一出生就当长工和佃户的命运。

随后的几年里，在政府的帮助下，父亲终于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籍丁岗寻亲。然而，父亲回去时，祖父已去世多年，伯父在族人的帮助下，也有了安身之所，姑母也落户在离祖籍几十里外的游河镇。可是20年过去了，我的亲祖母依然杳无音讯。

1956年，父亲再次回祖籍寻亲，这次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在河南确山祖母娘家那里，得到一点关于祖母的消息。一年后，一封从湖北黄陂县人民政府的来信，终于让父亲见到了他失散近20的母亲。

然而，在上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有几个家庭能够过得幸福和保持完整，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又有几个家庭能像父亲一样，在战乱后能再次骨肉相聚。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父亲一直是社里的种田能手，县里和公社的农民代表。也是从那年开始，直到1969年，父亲和母亲相继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这前后的十多年里，父亲母亲不仅养育我们兄弟姐妹，还精心照料有养育之恩的祖父母，直到他们寿终正寝。

六

打我记事时起，父亲就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大忙人，因为父亲读过两年书，加上后来勤于学习，因此，无论是新的农村政策，还是先进的科学种田技术，父亲都能理解透彻，组织实施起来更是如鱼得水。

那些年里，父亲当过生产队长，做过农业技术员，栽种过香茹木耳，培育过杂交水稻，最值得我们自豪的，是父亲被乡亲们一致推举，当过十多年生产队的仓管员。那是父亲的荣耀，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父亲之所以被抬举，被信任，一切皆源于自身的品格。我对父亲的崇拜，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1980年，轰轰烈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父亲才终于放下大家，开始重点经营我们的小家。也是从那天开始，父亲才决定让我继续读书，大有不读出点名堂决不收兵的气势。

起初我并不理解父亲的深意，有几次就差点放弃了学业，后来父亲放了狠话，他说如果不读书就回家当农民，烧炭、犁田、挑草头一样不准少，结果那年寒假，我陪父亲进山烧了半个月炭，春节后没等父亲发话就乖乖上学去了。后来我还算争气，1985年高考后，我考上了中专，两年后，我毕业分配到建设银行做了干部。

细想起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坚持，我铁定了要在桐柏山深处当一辈子农民。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我到死也不能为父亲写一篇文章，更别说几本书。

今天我总算明白，父亲之所以让我读书跳出农门，并不是他看不起农民，是他觉得现在条件好了，不愁吃穿，那就要有点文化，有了文化，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七

1996年，我在县城建起了一座200多平方的私宅，外带前后两个院，院里种下花草和果木。父亲每一次来城里我家，都会带来几样菜种或瓜秧，他想把我家的花坛，种成他心中应有的模样。

2000年，界河村里修成了直达县城的水泥公路，村里每天有一辆开往县城的往返小型班车。这一年，我给在老家的父母安装了一部电话。

2001年，国家对老家的电网进行了改造，一只灯泡就是全部家电的历史被终结，那年起，村里家家都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

2002年，中国正式取消延袭3000多年的农村田税制度，那一年父亲整71岁，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几个夜晚都无法入睡。那时大哥二哥都在城里打工，家里的田地疏于管理，父亲就天天感叹，埋怨大哥二哥有好政策却不知道珍惜。

2003年，我们夫妻二人先后从建设银行辞职，并经营起自己的生意，这一年，我家的收入比下岗前翻了两翻。

2004年，国家又实施对农户种粮补贴政策。也就是说，从这年起，农民种田不仅不交税，而且国家还给补贴。父亲这次不是感叹，而是激动地流下热泪，他怎能想象，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农村和农民就享有这么多的好政策，要是搁在解放前，他一定觉得连做梦都不可能梦到。

2005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一本书《山上有条羊肠路》出版。

2009年，父亲第一次领到农村6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父亲第一次拿到这笔钱时，两眼湿润，言语哽咽，虽说只有几百元，可对于父亲来说，那是他一生的荣耀，是国家对他那一代中国农民所作贡献的褒奖和肯定。

2011年，我家有了第一辆私人轿车，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接父亲，父亲坐在车里满脸都洋溢着幸福。也正在这年，我家兄弟姐妹5人，全部在县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同样在这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二本书《长在地里的风景》出版。

2012年，父亲81岁，这一年父亲的养老金提高到1200元。也正是这一年，父亲的孙子辈中出了第四个大学生。同样也是这年，我被推选为随州市政协常务委员。父亲告诫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带来的福气，你们不仅要好好珍惜，还要好好做事，不给国家丢脸，不给政府添麻烦。

2013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三本书《幸福是一条河流》出版。

2014年农历腊月初七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入院，因出血量过大，三天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83岁。

八

2021年注定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今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迎来100岁生日。100年啊，从1921年7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从零开始，把一个破败和残缺的旧中国，一步步建设成今天这样一个崭新和强大的新中国。回望这段光辉的历程，我们应当感到无比地骄傲和自豪。

然而，我的父亲只陪着共和国走了65年的路程，65年啊，那是旧中国一个人两辈子也活不到的年份，可是我的父亲在这段路上走得轻松，走得顺畅，走得腰杆挺直，走得荡气回肠，他是新中国最好的见证人。父亲在两个世纪里穿行，同时父亲也穿行于新旧两个不同的世界，父亲同时也是两个世纪的见证人。

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如此强大，如此繁荣昌盛，他会感到多么地骄傲和自豪。

如果父亲还活着，他看到自己的儿孙们开着宝马和丰田，住着别墅和洋房，生活在如此祥和而富足的环境里，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建设得象花园一样，并且所有的乡邻们都生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终，将会是何等地满足和幸福。

我深信，父亲在天堂里一定看得到今天人世间的一切。如果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做梦，我想，在梦中，父亲也会笑醒的。

九口堰纪念馆

邱光剑

五月的湖北随州九口堰十分热闹。

这里是大洪山东支白兆山群峰拱卫的一个小盆地，山环水绕，龙蟠虎踞。这里留下了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战斗足迹，这里萦绕着当年新四军第五师健儿捍卫国土的铿锵呐喊。

这里红旗猎猎，人声沸腾，吟唱迭起，前来旅游和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络绎不绝。

一个晴和的日子，我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寻访向往已久的革命老区九口堰。

汽车从随州洛阳镇沿着宽敞的柏油公路向西飞驰，越往前，山势越是险峻雄奇，给人一种神奇的向往和吸引。

不一会儿，十里山冲被甩在车后，汽车轻盈平稳地停在九口堰的东大门。

山下就是九口堰。一长排完整的古民居，古朴雅致，历史悠远。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为九口堰题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旧址”匾额，依然十分醒目。广场中央矗立着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和刘少卿四位革命将领戎马出征的雕塑，让人敬仰。

迎面走进两蹲石狮守卫的大门，内里是三进两院50多间砖木结构的古式民房。讲解员介绍，1982年，随州政府将旧址房屋修葺一新，完全恢复原貌，成立了“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现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先后接待数百万人次，其中原五师将士150人次。1988年5月9日，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志带着李主席的嘱托，千里迢迢来到九口堰，访问了革命老区。2009年清明节，林佳楣和原新五师政治部主任质斌的夫人胡志学再次来到九口堰。

我依次参观了当年新四军第五师的司令部、参谋处、机要科、军需处。然后走进第三进东厢的一间普通平房，这是李先念同志当年的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陈列着一张两屉书桌，一张木床，两张雕花靠背椅。都是陈旧、笨重的老式古董。讲解员介绍，抗日烽火的1939年12月18日，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随南一带浴血奋战，创建了白兆山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6月18日，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进驻了这个大院。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组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4月5日，李先念同志就是在这张桌上签置新四军第五师诞生的通电。从此，九口堰就与新四军第五师的战史乃至整个抗日战争史，紧密联在了一起。

据介绍，1942年4月，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第五师战略转移离开九口堰。1945年4月11日，李先念又挥师随南，一举恢复了白兆山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又一次进驻随州九口堰。李先念的司令部先后两次设在这里，曾是华中抗日战争指挥中枢。李先念率新四军第五师将士，以九口堰为根据地，奋战在豫鄂边区的桐柏山，大洪山，活跃在河湖港汊，江汉平原。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战斗的日日夜夜，召开了新四军第五师战史上至关重要的会议10多次，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大小战斗20多场次。有效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及顽敌，同时发展和壮大了新四军第五师，从而以光辉的篇章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直到1946年6月26日，新四军第五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中原突围，李先念率领第五师铁流滚滚奔向了解放战争的前线……

在宽敞明亮的革命文物陈列室里，一些些陈旧真实的文物、图片生动而明晰地反映了李先念，陈少敏、王震、陶铸和任质斌、刘少卿、王海山、刘子厚、周志坚、张体学、夏世厚、黄春庭等革命前辈在九口堰一带艰苦战斗的历程。墙壁上挂着一张泛黄的“九口堰革命根据地建立、发展示意图”，把我带到了烽火连天的岁月，我久久地看着那短促有力的箭头，仿佛看到当年五师健儿勇猛打击日军的枪弹呼啸出膛，听到激烈的枪声，回荡在悠远的山野。

走出陈列馆，顺路向前不到半里，眼前出现九口碧水粼粼的堰塘。原来，九口堰因孙家湾这一连片的九口堰塘而得名。塘旁一棵千年银杏树，枝叶茂盛，伟岸雄武，直擎云天，给九口堰平添了许多威严的气概。当年的房舍，当年的古树，连片的堰塘，历史在这里展示着浩浩长河中永不消逝的记忆。

再往前，陡峭山岩之下隆起的一片坡地上，是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在林木茂盛的陵园中央，牺牲在九口堰一带的抗大十分校校长兼政委黄春庭等200多名烈士的英魂，将在这里得到安息。李先念同志题写碑名的“黄春庭烈士之墓”，也伫立在苍松翠柏之中。

从陵园旁登山而上，来到虎踞九口堰背后的白兆山主峰一一罗什寺。这里曾是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讲解员讲，1941年8月16日，日军组织1000多人偷袭九口堰司令部。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李先念师长调令13旅部500余人的兵力奔赴战场，另一方面组织群众转移。战斗从下午3时打响，激战了两日两夜，由于敌众我寡，于18日傍晚，敌人攻上罗什寺主峰。这时五师将士上刺刀与敌人激战撕杀两个多小时，战斗十分惨烈。如今寺庙已毁于战火，只有遗址尚存。通往山下的一条“之”字形公路凌空盘桓，犹如从云蒸雾绕的山巅飘下的玉带。山顶的灌木丛中依稀可见当年五师将士扼守的战壕，纵横交错，身临其境，仿佛看到当年的烽火硝烟。

站在罗什寺山巅，凝眸远眺，罗什寺的重要地理位置一目了然。它雄居随南群山之首，扼随枣走廊的咽喉之地，襟安陆、拊京山、紧连大洪山，拱卫九口堰。

放眼西北方，大洪山东支的一条条山脉，如脱缰的野马，似翻滚的怒涛，一路奔涌而来，层峦叠嶂，连绵起伏，给人以险绝突兀，高深莫测的感觉。可谓掩甲蓄势，进退自如的军事要塞。无怪乎，元代末年朱元璋、陈友谅曾在这一带陈兵争锋。李先念同志选择九囗堰为五师根据地是深得地利之妙。

向南细看，在两列峰峦夹的十里山冲里，每座山峰下几乎都有一个村庄。当年五师的直属机关、旅团机关、边区银行、野战医院、挺进报社和抗大十分校分别在这些村庄里安营扎寨。

向东俯视，目光越过九口堰，那是老区人民修建的桃园河中型水库，粼粼水波，银光灼灼，道道波纹，缕缕诗情，撩得多情者浮想联翩。

九口堰的水，是诗情汹涌的水；九口堰的山，是豪情澎拜的山；九口堰的地，是红色之地；九口堰的革命史，是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相融合的壮美诗篇。

当我离开九口堰时，罗什寺下那依山傍水的座座村落，炊烟袅袅，静谧、安详。这里已经实现了习主席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望，生态梦、和谐梦、家园梦，在湖北随州九口堰已美梦成真。

此时此刻，落日的余晖把美丽的白兆山山峰勾勒的更加壮美——

追寻烈士足迹

耿显忠

五月春正浓，出游正当时。同学们相约来到美丽的随县洪山镇界山冲。所谓界山，顾名思义是分界之山。这里是随县洪山、宜城、钟祥、枣阳四县交界之地。素有一脚踏四地，极目看汉水之称。这里现是华能集团界山风力发电场。站在高高的界山之顶，眺望群山，美丽乡村如画一般星星点点，通村公路似玉带环绕四周。顺着同学手势远望，山下有一座小型水库，四周青山环抱，绿树倒映，就好象一颗绿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同学介绍说：这里就是黑堰水库，也是革命烈士陈全福牺牲的地方。

陈全福，1934年参加我党地下工作，1935年为鄂西北地下交通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任随西地区党小组长。长期活动于洪山、长岗、宜城、枣阳一带。为保证我党鄂西北地区秘密交通线的畅通，同时还领导和发动群众开展抗租减息活动；1947年任双河贫农团团长、1948年任区武装委员；1948年10月15日因叛徒出卖而牺牲，年仅40岁。当年我在周家湾上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学校组织去为烈士扫墓，同时校外辅导员还为我们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当时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树立了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恰逢今年建党100周年，我们几个同学为缅怀革命先烈，追寻烈士足迹，不顾山高路险、荆棘坎坷，再次来到烈士牺牲的地方黑堰，再进行一次瞻仰。此时的黑堰，水面平静的象一面镜子，堰边一簇簇盛开的映山红倒映在水中，好象是烈士的鲜血把水染红。山间的噪鹃鸟（民间叫冤魂鸟）一声声哀叫，也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过去的那段历史。

1948年秋，全国革命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第85师对我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当时贫农团内部有人革命意志不坚强，叛变投敌。陈全福同志身兼数职，任区武装委员的同时还是贫农团团长，保管着区委重要机密文件。1948年10月15日晚，已是夜深人静，陈全福正抱着6岁多的儿子在洗脚，准备睡觉。此时外面传来阵阵呼喊声，六岁多的儿子正准备答应，被他急忙用手捂着嘴。长期的地下工作告诉自己，此时一定要慎重。他小声告诉妻子：就说自己不在家。当叫至第七遍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政委的警卫员黄有诚的叫声，他声称政委急要文件，需要他马上去一趟。此时的陈全福并不知道这个警卫员已经叛变了。他们将陈全福骗至屋外后，以黄有诚为首的叛徒一拥而上将陈全福摁倒在地，终究寡不敌众，被叛徒捆绑押走。趁着夜色，叛徒押着陈全福匆匆逃离。陈全福的妻子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消失在夜幕里。叛徒黄有诚趁着月黑风高，强行将陈全福烈士押至界山冲的张家湾。20多里山路，敌人一边走一边对他严刑拷打，因害怕陈全福逃走，首先用棒子将他的腿打断。4天4夜的折磨，陈全福硬是宁死不屈，他始终没有交出党的机密文件。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陈全福依然没有变节投敌。他一身凛然正气、怒目相向恶斥叛徒黄有诚：你们这些没骨气的东西，你们是没有好下场的，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国民党在全国也是节节败退，你们还有什么回天之力？你们就等着人民的审判吧！最后判徒实在没办法，就地取材，用葛藤将他的锁骨与腿筋绑在一起装进麻袋，因怕人漂起来了，又在麻袋中加入石头，一起沉入黑堰，将陈全福活活淹死了。

当时江汉军区已经驻扎于现在的洪山镇双河周家湾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广大江汉军区指战员能征善战，先后解放随县、广水、沙洋等100多座重要县城和集镇，为大军南下渡江作战作出重要的战略保障和建立了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国民党反动派却还在作垂死挣扎，还痴心妄想对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

洪山镇双河周家湾当得知烈士失踪遇害后，江汉军区的张才千司令员和韩东山副司令员极为震惊。迅疾命令江汉军区和洪山县地方武装组成联合剿匪队对这伙残余反动派进行追剿。我军一路寻迹翻山越岭从界山冲追至宜城的板凳岗。顽匪仗着地形熟悉，又从宜城境内逃蹿至枣阳平林的车合。我剿匪队依然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一路上在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指认下，残匪终究无处藏身，大多数被我军歼灭，剩下的几个漏网之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全福同志牺牲经江汉军区和洪山县地方武装全力搜寻后，归殓安葬于大洪山余脉横山岭之下。1950年，洪山县人民政府批准陈全福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召开隆重的追悼会。人民群众自发为他树碑，政府和人民群众送给他的挽联是对烈士最好的褒奖：

勇为人民殉躯无上光荣，献身革命事业虽死犹生。

工作建殊勋，可惜大功未成身遇害；反动到末路，试看凶犯缉获命偿还。

为革命而牺牲令名节竟照千古，杀反动派雪恨报仇也能慰九泉。

根据烈士后代陈坤明同志口述与《洪山社志》整理。

百年风华（诗二首）

刘成鸿

1、百年远航

透过100年的烟雨

一叶红船扬起镰刀斧头的旗帜

一群觉醒的年轻人挺起脊梁

宣誓，呐喊

是日，中国的江山湖海惊涛中

别样的红船慢慢驶来

这红船

满载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和使命

负重前行

那咿咿呀呀的船橹声，一刻不曾停歇

从嘉兴南湖出发

跨长江、湘江、金沙江、四渡赤水

越大渡河、延水河、东渡黄河

航行中，无数的仁人志士

抛头颅，洒热血，为之牺牲，为之护航

哪怕雪山草地，江水横流

险滩暗礁、围追堵截

也未能磨灭红船人的信念和信仰

有小米加步枪的滋养

以人民为水，情怀为桨

穿波澜，破骇浪

历经28载血与火的洗礼，弹指间

红船，抵达胜利彼岸

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响彻云霄

这叶红船

在北京的码头稍作停靠，补给，修整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

引领56个民族，盛装彩排

华夏大地，北海南疆，长城内外

船桨越划越豪迈

渐渐的，航道

更宽、更深、更长、更通畅

创新，提档，升级，纠正航线

历经沧桑蹉跎，一叶小红船

华丽转身，打造成一艘航空母舰

民族复兴，赋予了她新的使命

红船已百年，航母舰队党为舵手

中国共产党领航

追逐“中国梦”，新的百年航程

强劲扬帆，再启航

2、面对党旗，我举起握紧的右手

29年前的1992年5月1日

面对党旗，我第一次举起握紧的右手

庄严宣誓

一腔热血，胸膛中澎湃喷涌

我知道

那党旗，鲜红

是为民族大义的鲜活生命

以血与火的淬炼洗礼，用鲜血浸透染红的

金黄色的斧头和镰刀，赋予他们

担当和使命

夜幕下，他们在枪林弹雨中

前仆后继、无畏无惧

危难中，他们于生死关头

挺身而出、舍身取义

就这样，他们凭着对新中国的信念和信仰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一步一步走来，敢叫日月换新天

峥嵘百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党员

面对党旗，我一次次举起握紧的右手

党旗下，誓言

80个字不算少，字字雷霆万钧

12句话不算多，句句一诺千金

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的言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今天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沧桑巨变百年

百尺竿头，继往开来

面对党旗，我再一次举起握紧的右手

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誓言铮铮，温故知行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岁月静好，我愿永远跟党走

大别山的春天

王建彬

◎麻城金岭村印象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而已

在中国的版图，可以选择性的

忘记，千篇一律的过往

太过贫穷的历史，往往连活着的意义

都有可能窒息

可谁又能否认，一代又一代的金岭人

在脱贫与致富的豁口

对青山与绿水的向往

在金山与银山的希冀里，加持

闪闪的党徽和猎猎的红旗

异军突起的，在中国的版图

让人们记住，这个金灿灿的名字呢

是的，金岭从不掩盖原来的模样

残恒断壁，宛如这块土地上的

抽象画，寥寥几笔便勾勒出

曾经的风云变幻和无尽的沧桑

岁月无须还原，百分百的完整和真实

坍塌的虚空，足以让你

遥想千年，记忆的证据

只须墙角，那一块包含风霜的青石

或者，舀起一杯遗落的风

就能与一块块脚下布满青苔的石磨子

勾兑成过往

生，是一种别样的繁华

死，未必只遗落悲悯

一块砖有一块砖的故事

一堵墙会透露一堵墙的历史

残损与完整

一半留给了岁月，作证

一半留给了今天，书写

看，雕梁与画栋都复活了

农家厨房的炊烟和欢笑

一边在行走，一边在荡漾

垂丝海棠开出，春天

丛丛修竹，撑开绿色的伞

皂荚，挺直起百年的腰干

漫水石，衬托流水的清澈

小桥继续构思，乌桕的虬枝

三两个的鸟巢，选择不舍不弃的

凝视

竹蓠子扎得再紧，依然

扫不住，玫瑰，药桅子，百合

牡丹和野菊花们，赶趟的

偷渡芳华

油菜花无拘无束的，涂抹

片片金黄，有意无意掩饰

某垄稻茬，精打细算的留白

到是块块鱼塘，恰到好处

折射起生动与活泼

金岭村，不再犯肠梗阻

柏油路像动脉，像毛细血管

在延伸，因为金岭和金岭人

想得很明白，村里与村外

固守与开拓，只需打通

最后一公里

◎红安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馆

一路向东，向东

向大别山的深处，挺进

从来没有， 像今天的一颗心

如此激动，和虔诚

里面是否还包含

缅怀、景仰、崇拜、感恩抑或

传承，谁都心照不宣，谁都不想泄密

车窗外紧跟不舍的，春风

也想窥探究竟

红安， 是一个红色的起点

高耸的纪念碑， 是烈士的站台

苍松，等来一个又一个春夏

翠柏，送走一季又一季秋冬

山茶的头顶，举起了红色的花朵

纪念馆里，黄麻起义的枪炮声

再一次的响起

火把，燎原的火把

照亮黎明

呐喊，冲散头顶的乌云

隐隐卓卓的，大刀长予和土铳

统统挥向，敌人的头颅

铜锣响起，红色苏维埃的旗帜

牢牢插入那些，罪恶的心脏

我终于明白，小小铜锣不仅仅只是铜锣

它敲动48万红安儿女前进的脚步

它吹响红色的号角

父亲倒下了，儿子再前进

丈夫倒下了，妻子去抗争

潘忠汝倒下了，14万红安儿女

前仆后继

14万的鲜血漫过，红色的土地

漫过，烈士纪念墙

又渐渐，漫出我的眼睛

历史的铁骨，成就了历史

历史的灵魂 也成就了今天

中国的天宫遨游蓝天

华夏的蛟龙深潜碧海

那一年的春天四万白衣逆风而行

这都是14万的火种在燃烧

这都是14亿的基因在传承

之所以缅怀，因为根，深深扎进了心灵

之所以景仰，因为血，渐渐融入了灵魂

之所以崇拜， 因为骨，牢牢撑起了精神

之所以感恩，因为灯，郎朗照亮了前程

之所以传承，是因为我们， 都是

不惧于天下的，中国人

信仰的旗帜

——庆祝建党100周年

程文胜

一只小船，一方城楼，一道山冈

一次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

一座高耸延河岸边的宝塔

一个信仰，一把枪杆子，一个根据地

这些星罗棋布的名词

如一个个时间节点

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在枪林弹雨的背景里

完成无缝链接

构成一个绵绵不绝的惊险棋局

灾难深重的中国

从此走出泥淖，走向晨曦

走出一条独具匠心的光明坦途

回溯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

我们党曾经那么弱小

弱小得如岸边几株苇影

独立寒秋，风雨飘零

这种弱小却以东方的古老智慧

乃至热血孕育着新的生命

它坚忍不拔，态度生硬

足以让旧世界彻底坍塌

陈独秀，一个性格刚烈的孩子父亲

李大钊，一个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

毛泽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书馆助理

鲁迅，一个把文字当匕首的文化斗士

一个个时代先驱目光清澈

率先在黎明时分觉醒

二七工厂、安源煤矿、风雨潇湘

寻找、实验、探索

思想与实践如钢铁激烈碰撞

四溅的火星

划破沉沉黑夜的雾帐

遥远的光亮

隔着西伯利亚的寒冷

一丝丝照射进来

共产主义信仰

在一群胸怀人民的智者心里

熊熊燃烧

温暖与光芒传递四方

当历史的烟尘缓缓吹散

当回望新中国成长的轨迹

谁都可以自豪的陈述结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辉煌走向辉煌

一切似乎是那么气定神闲顺理成章

光辉的历程当然需要赞美

历史的光源又在哪里？

翻开尘封的历史

疼痛贯穿每一页文字

在不能预知结局的年代

建党大业刚刚起步

抓捕、审讯、杀戮

便如惨白的雾弥漫四周

没有坚定的信仰

没有顽强的生命力

一个人就会变成迷途的羔羊

甚至投敌变节为虎作伥

当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胸腔

忠诚与背叛

绝不是和平时代的一句口号

当生与死的考验悬乎一线

肉体不腐唯有信仰

精神不垮唯有信仰

信仰不仅仅支撑个体解放

它更如一面旗

凝聚四面八方的力量

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

在荆棘遍地的大地上前行

一步一个血色印记

一步一次烈火锤炼

白色恐怖之痛

血染湘江之殇

雪山草地之苦

南征北战之急

让信仰的旗帜更鲜红更灿烂

一个人的信仰当然会动摇

所以迷茫从没有消逝

正如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每当党的事业处于低潮

就会浮出水面

艰难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甚至有些高级指挥员

也对前景产生迷茫

和平年代的安逸生活

没有生死考验

更容易让人意志消沉忽略信仰

1980年5月

一个叫潘晓的青年

向《中国青年》发问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困惑是同龄人的困惑

是理想与现实的真切碰撞

苏东剧变之后

中西方文明冲突激荡

浊浪滔滔，泥沙俱下

一些人精神之钙流失

崇洋媚外甚嚣尘上

所幸我们党不忘初心

始终高举信仰的旗帜

闯急流，过险滩

行稳致远，掌舵领航

鼎故革新，百炼成钢

一百年，往事峥嵘岁月稠

一百年，复兴当惊世界殊

当新时代的阳光普照大地

中国梦的航船再出发

信仰之灯塔

久经风雨冲刷更明亮

登高可见潮平两岸阔

顺流而知风正一帆悬

一个诗人的记忆

只是穿越历史和未来的感叹

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承载着苦难中国的过往

昭示着一种精神信仰和复兴梦想

站在新长征的起点上

历史、现实、未来的数轴

闪烁金色射线

历史的智慧有多深

未来的梦想就有多远

一切取决于

起点的定位和出发的方向

乡愁里的随州（组诗）

刘建华

1

当我从一首歌曲里听到你的时候

你在前面举着旗帜

曾经落后贫瘠的村庄就绿出新意，

你在前面挥舞旗帜

多少共产党员，怀揣脱贫攻坚的斗志

浇灌着随州大地的春色满园

用你的名字书写出随州三年脱贫攻坚的奇迹

7.6万人摆脱绝对贫困

一批又一批驻村优秀的第一书记

缔造了一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随州神话

沧海桑田，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

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共产党员

当我正酝酿着怎样表达的时候

您在长岭吕家冲田野，收集阳光

以及所有目及的，有质感的灵魂

云影是流动的，关于历史与未来的抒写

采撷明媚，在相互的固执里，牵引村庄的编年史

一面红色的旗帜，引领，照亮沉睡的光影

是您在新乡土时代，指尖轻点

一部演义中的章节，描绘出山高水长，立体的画卷

挥动一面脱贫攻坚的大旗风帆导航

排列在幸福乡村引擎上的梦想与信念

织就出一幅桃红柳绿，花团锦簇的苏绣

一群群引领者，从画卷中带出的是秉笔写下中国红

您撸起袖子，饮尽辽阔，留下丰碑

组成有绿水青山，留得住乡愁的最美村庄

闪耀的红，是移动的诗行

一个动人的词汇，对未来大声朗诵

引领新农村建设的风骚

从一个个平面设计师的手里，排版，续写新的传奇

2

当我从金色沉甸的田间找到你的时候

你正迎田野的风，在九里岗的乡村大地预设台词

那年种下的草木，风吹草动也有一种幸福的质感

村庄是旁观者，为春天作序的人

一个试金的使者，挑起光阴陡峭的重任

亮翅的白鹤，飞来，一次盛开的煽动

一群熟悉的脸庞，把冷寂的清秋，汇集成连贯的足音

如眼前的淅河新店村、万店红石岗村、骆店联兴村

都被再次注入，淬过火的诺言

以一本典籍的形式，呈现美丽乡村，展开的新风新貌

你是人民脱贫攻坚的点金人、定星盘

在朱店村，你带领一群地道的农民

用粗实、灵动的指尖，在竹帘之上

画出了一张名片，也找到一种归宿感

指尖那么轻轻一点，一张竹丝画帘就挑拨出乡村的灵感

掠起一丝淡淡的乡愁，所有的物语和想象都逐一变成了绚丽的画卷

而卷轴饱含泥土的芬芳

每一根慈竹都心怀苍生，用坚韧之力抽出朴素的内心

一根柔软的蚕丝线，就是一根涌泉的经脉

激活斑斓的梦想，弥漫……

他，在画架上用手指铺陈农闲时光

编制一段竹，穿缝一根丝

都有曼妙的姿态，精准的构思，让色彩自然过渡

让线条柔情似水

有时，也抬头凝望院角的竹，像一位诗人在推敲青涩的字眼

他的胸中一定茂密着一片彩色的慈竹林，不然

那缤纷的画面，怎么会有琴瑟之音溢出

懂得欣赏的人，才看得出匠心在哪里

或许一件作品的价值在于，最终成为某个人失散多年的孩子并得到认领

传承路上，村支部，协会，企业携手联姻

把村民的副业变成了主页，把艺术品变成了特色产品，传习、观摩，订单

返乡的游子，为飞龙镇的竹帘布置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展览馆的每多处一件作品，手机就会多出一条短信

接受时间的分量，乐在其中的农民，从一群人的大拇指上，找到幸福的支点

3

你从人民心里走来

幸福生活尽在奋斗之中，小康承诺已然在行进路上

在你的身上时刻绽放着一种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热血光芒

在三合村水果基地，业主把农户的土地流转给一张摁满手印的合同

你是百姓脱贫攻坚的点金人、定星盘

教会贫困群众静心凝神、细处着力、因地制宜

打破分界线，画出田字格，让果实的芬芳充溢四季

几块产业田，刚好构成观音桥绿色的心房，水渠是深陷的动脉

你深入阡陌之中，可以听见两种怦动的心跳

胭脂红桃园，蓝莓园，葡萄园，柑橘园…

每一个园子都有独特的气场，散发着青色的体香

每种命名都饱含丰富飞营养，沁入衷肠

果树是生命的细胞，我看见果树手牵手，肩并肩

一起走进规模化的词汇，果树站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代替

昨日的庄稼说出甜蜜的致富的梦想

加入合作社，成为幸福的股民

因为一个手印，就是一份红利

每天他们按时进入园子，侍弄每一寸土地，问候每一株果树

和树摆出同样的姿势，接受阳光的馈赠，总是忍不住把幸福的感觉

分享给一片月光

百年赞歌唱给党

李之莺

站在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

沐浴着新世纪的雨露阳光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

又翻开新的篇章

今天，我们敲响欢庆的锣鼓

今天，我们高唱胜利的凯歌

今天，我们吹奏幸福的旋律

今天，我们高举鲜红的党旗

今天，是你100周岁的生日

1921年南湖船上的誓言，依然在耳边回响

此时，千倾碧波都播洒着祝福

此时，万里江山都在向你献礼

百年，是一段艰辛的历程

世纪，是一首不朽的赞歌

这一路，我们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

这一路，我们筚路蓝缕 斗志昂扬

我曾满目疮痍的祖国

遭受多少残暴的蹂躏

经过百年的沧桑巨变，正日益强壮

我曾贫穷落后的母亲

挨过多少屈辱的鞭挞

经过百年的奋楫争先，已勇立潮头

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是谁

用马列主义的火光

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的国土啊

是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让人民翻身作了主人

是谁，埋葬了蒋家王朝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我饥寒交迫，一穷二白的祖国啊

是谁，带领全国人民以最强动力最高热情

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绘出了今日盛世图景

在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又是谁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是你，中国共产党

我自豪地喊出这神圣的名字

是你，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是你，托起了中国人民的希望

是你，带领14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创造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我们是你的传人

为了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我们踔厉奋发 勠力同心